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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清
其实，“逃回北上广”早不是第一次被报道和议论。大城市机会更多、竞争环境更公平，也已为许多人所认同。我却想说一个问题，即使大城市确实环境更好，一些年轻人“逃回北上广”了，也并不能过早地为他们欣慰，觉得他们找到了正确的方向、最终的归宿。事实上，从小地方买一张到北上广的车票，是相当容易的事。但到了北上广会面临种种困难。很多人今天“逃回北上广”了，明天还不知道在哪里。
是的，北上广有博物馆、大剧院，交往的人层次高……但北上广的生活成本、压力，同样不是一般的高。否则的话，“逃回”者当初就不会“逃离北上广”了。而事实上，在一些人“逃回北上广”的同时，有很多人正在或即将“逃离北上广”，北上广可谓是一座“围城”。就拿找工作来说吧，北上广确实招聘机会多，但求职者又有多少呢？
说小地方谈业务要拼酒，做事要讲关系论人情。其实，北上广又何尝不是这样？只不过大城市分工细，不是所有员工都需上“一线”。很多“逃回北上广”者，回家托人进了事业单位，感觉不适应其环境，事实上在北上广，类似的单位他们压根就进不了，所谓机会主要在社会上的中小企业。在这些企业谋份差事暂时可以吃饭，但将来呢？
鲁迅曾在《娜拉出走怎样》中说，娜拉出走以后“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我不是建议年轻人从大城市回去，更非认为他们去北上广就是“堕落”。
客观地讲，各地都有人过得不错，事业有成，在大城市还是小地方工作生活，原本只是个人选择。问题是，一些出身农家的青年人，无论是到中小城市还是大城市，只能艰难地生活。改善环境，不只要看到城市差别，更要破除身份藩篱，实现权利公平。
发表于华西都市报，详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