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制方面，忽必烈大多沿用了前代汉族王朝的制度(当然，这对蒙古统治者来说，则是一个创新)，在中央设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分管行政、军事和监察，此外还设翰林院等机构，也有所创新，比如设宣政院掌宗教。元朝在政治制度上对中国最大的贡献，则是行省制度和发达的驿站制度。这两项制度通常认为发源于中东，其实在中国前代也已有原型，但元代“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的广袤国土促使统治者强化了这两项制度。行省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发达的驿站制度对元代商业繁荣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大规模战争结束之后，忽必烈帝国的经济迅速恢复起来了，商业繁荣，对外交往频繁是这个时代的两大特点。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是这一切的见证。
不过，元代统治民族的汉化程度在中国历代入住中原的少数民族中，仍属于比较低的。制度上的模仿，并不代表文化上的融合，忽必烈本人的倾向，也不能影响到整个蒙古统治阶层。科举制在元代，一直未能成为一项稳定的制度。元代统治者还实行了臭名昭著的国民按照民族成分分为四等的政策。元代统治者一直未能植根于中国，这是他们在中国的统治延续不到百年的主要原因。尽管如此，凭着上述的这些成就，忽必烈仍足以稳居世界影响最大的百位帝王之中，他在这个排行榜中位列第78位。
点评：忽必烈是早期蒙古贵族中比较能接纳中原汉族文化者，他尊重儒学、佛教，也乐于模仿前代汉人王朝的制度。但作为世界性的蒙古帝国中的一份子，作为游牧民族统治阶层的代表，他同历代中国皇帝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他不是将主要着力点放在巩固中国的统治体系上，而是更具开放的精神，也对开拓传统中国疆域以外的土地有着更大的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