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年12月4日，通用银行被国有化，更名为皇家银行(Banque Royale)，约翰·劳仍然担任该银行的主管。皇家银行在1719年开始发行以里弗尔为单位的纸币。约翰·劳在贸易和金融两条战线上同时出击，节节取胜，声望鹊起。约翰·劳希望能够通过货币发行来刺激经济，解除法国沉重的国债负担。实践他的金融理论的时刻终于到了。
1719年7月25日，约翰·劳向法国政府支付了5000万里弗尔，取得了皇家造币厂的承包权。为了取得铸造新币的权力，印度公司发行了5万股股票，每股面值1000里弗尔。约翰·劳的股票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股票价格很快就上升到1800里弗尔。
1719年8月，约翰·劳取得农田间接税的征收权。约翰·劳认为法国的税收体制弊病很严重，征税成本太高，漏洞太多，直接影响到了法国政府的财政收入。约翰·劳向政府建议，由他来承包法国的农田间接税，实行大包干，每年向政府支付5300万里弗尔。如果征的税赋收入多于这个数字，则归印度公司所有。由于这个数字大大高于法国政府的税收岁入总额，奥莱昂公爵何乐而不为?在约翰·劳的主持之下，印度公司简化征税机构，降低征税成本，尽力扩大税基，取消了对皇室贵族的免税待遇。当然，为此约翰·劳得罪了不少贵族豪强。印度公司在法国声名大噪，促使其股票价格连连上涨。在1719年10月约翰·劳的印度公司又接管了法国的直接税征税事务，其股票价格突破了3000里弗尔。
1719年约翰·劳决定通过印度公司发行股票来偿还15亿里弗尔的国债。为此印度公司连续三次大规模增发股票:在1719年9月12日增发10万股，每股面值5000里弗尔。股票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股票价格直线上升。
1719年9月28日印度公司再增发10万股，每股面值也是5 000里弗尔。1719年10月2日再增发10万股。股票价格一涨再涨，持续上升。印度公司的股票的面值在1719年4月间只不过为500里弗尔，在半年之内被炒作到18 000里弗尔。
1720年初，约翰·劳攀上了他一生的顶峰。1720年1月，约翰·劳被任命为法国的主计长和监督长。他一手掌管政府财政和皇家银行的货币发行，另一手控制法国海外贸易与殖民地发展。他和他的印度公司负责替法国征收税赋，持有大量的国债。随后，印度公司干脆接管皇家银行的经营权。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家有如此好的机会来实践自己的理论。印度公司的股票价格猛涨不落，吸引了大量欧洲各国的资金流入法国。约翰·劳为了抬高印度公司股市行情，宣布其股票的红利与公司的真实前景无关。他这种深奥莫测的说法进一步鼓励了民间的投机活动。空前盛行的投机活动必然极大地促进了对货币的需求。于是，只要印度公司发行股票，皇家银行就跟着发行货币。每次增发股票都伴随着增发货币。约翰·劳坚信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增发银行纸币→换成股票→最终可以抵消国债。1719年7月25日皇家银行发行了2.4亿里弗尔货币，用以支付印度公司以前发行的1.59亿里弗尔的股票。1719年9月和10月，皇家银行又发行了2.4亿里弗尔货币。
金融泡沫，昙花一现
正如弗里德曼所指出的那样，通货膨胀说到底是一个货币现象。在大量增发货币之后，经过了一个很短的滞后期，通货膨胀终于光临法国。在1719年法国的通货膨胀率为4%，到1720年1月就上升为23%。如果说在1720年之前只是一些经济学者们对约翰·劳的政策表示怀疑，通货膨胀则直接给广大民众敲响了警钟。随着民众信心的动摇，在1720年1月印度公司的股票价格开始暴跌。
为了维持印度公司股票价位，约翰·劳动用了手中所掌握的财经大权。他把股票价格强行固定在9 000里弗尔，并且维持在这个价位上两个多月。约翰·劳的政策使得股票货币化，进而迅速推动了通货膨胀。1720年3月25日货币发行扩张3亿里弗尔，1720年4月5日扩张3.9亿里弗尔，1720年5月1日扩张4.38亿里弗尔，也是最后一次扩张，达到顶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货币流通量增加了一倍。
到了1720年5月，约翰·劳实在支持不下去了。他发布了股票贬值令，计划分7个阶段将股票的价格从9 000里弗尔降到5 000里弗尔，同时也降低纸币的面值。约翰·劳和他的印度公司制造经济奇迹的神话突然破灭了。约翰·劳的指令马上就导致民众的恐慌，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资产，争先恐后地抛售股票。股价在1720年9月跌到2 000里弗尔，到12月2日跌到1 000里弗尔，1721年9月跌到500里弗尔，重新回到了1719年5月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