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勇好久没打电话了。
平时他总是隔一段时间打个电话，低声吞吞吐吐地说些客套话。这分明是一种胆怯，怕我在电话那头不耐烦。他非常敏感。我总是在手机上大声呼唤，叫他哥哥，用粗暴赶走他的拘谨。我一直听他叙述，从不打断。渐渐地，他会忘乎所以，当侃侃谈论他的想法时，就像是在自言自语。此时的他就像一个童话诗人，充满幻想，分不清现实与幻想。
上一次和大勇长谈是在疫情之前。他想让我去湖北省应县看看。他一生痴迷于摄影。在他的照片中，远处地平线上的梯田层层叠叠，螺旋式上升。他常年开车去很远的地方，拍了一大群藏族姑娘和藏族老太太相似的脸。在他的山水画框里，青春与衰老比肩，让我陷入了“悲喜交加”的境地。看着他拍的照片，我恍惚了，他自己却陶醉了，一张一张地看着，解释着。出于礼貌，我不得不读完它。
后来我才知道，他卖了房子买了吉普，长年累月在外跑，实际上是为了忘却身边的空寂。当时他邀请我为应县的推广出谋划策。爆发不久，事件归于沉寂，至今已两年多。前阵子我打他手机，没人接。我接着发微信，一般他都会马上回复，因为我是他身边为数不多的能听他叙述的朋友，这次却没有消息了。我有一种预感，人都60多岁了。久不联系的老朋友，电话联系不上，往往会倒霉。这种说法惊心动魄，真的是一种悲哀的体验。
我忽然发现手机里还存了大勇另外一个手机号。我打过去，铃响了许久，一名女性接听，我一愣：“不好意思，这是彭大勇的手机吗？”“是，您是哪位？”这些年，他身边都没有女人。我迟疑一下，转个弯问：“您是他妹妹？”“不，我是他前妻。”电话那头说：“他已经走了。”我唏嘘万分。她告诉我，是她在料理大勇的后事，因为大勇的两部手机都有密码打不开，她无法把他的死讯告知他的朋友，“我与他分手20多年了，也不知道他有哪些朋友。抱歉，李先生。”她很平静，说到大勇都是连名带姓地称呼，像陌生人。是啊，分手都20多年了，即便是一堆土，也该结块成石头了。
大勇年龄比我大，我们认识30多年，我已经忘却了是在哪里结识他的。那个年代，人人意气风发，哼着“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这样的流行歌曲，我当时是记者，整天风风火火，自然相识满天下，大勇就是其中一位，且一直沉淀至今。人在20岁时只有“朋友”，过了50岁才有“老朋友”，大勇就是我的老朋友。初识他时，他住在华山路近常熟路一带的洋房里，父亲是老红军。他木讷谦逊，见面就和我谈摄影、给我看照片，对一个外行来说，我感到挺无聊的，但不妨碍我们成为若即若离的好朋友。后来我因为不会处世而不得不离开报社，一跺脚去了泰安，在那里的火车站前开过百货铺和小饭店。
很多年没联系大勇了。我们什么时候再联系的？他看到我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给编辑部打电话，反复联系我。取得联系后，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一句话:“没什么事，就是想见见老朋友。”一瞬间，朋友都老了。
现在他走了，我想去墓地看看他。他的前妻告诉我他葬礼的日期，我说我会参加。她有点感动，说:“你是个好人！”那天，只有她和儿子为大勇付了丧葬费。
大勇的前妻，让我看到了中国女子的贤良，想到了那些路遇的身影。一对老年姐妹推着轮椅，轮椅上坐着她们的老母亲。她们沿着南京路步行街逛街，在红灯前停住，这时姐妹俩惊喜地发现斜对面有家泰康食品店，其中一个马上俯身对母亲耳语：“侬要吃泰康点心伐？”转到山东路上，我看见有个女儿搀着老父亲往仁济医院去，他们显然不富裕，但有这样的女儿，贫穷也不可怕。有段时间，我住在瑞金二路的老房子里，每天阳光满屋的时刻，总是看到对面钢窗后有一位花甲之年的女儿，穿着花格子罩衫，正在为身旁坐在轮椅上看报的老父亲煮咖啡。
思绪回到当下。大勇走了，陪伴最后一程的还是前妻。说起来，20年的时间足以让彼此绝缘、非亲非属，但她带着儿子料理完后事，她说：“我看不下去。”这样的好女人，当属上海的又一财富。
我年轻时和大勇见面，他身边常常带着漂亮的女人，估计是摄影的模特，估计他老父亲还在，华山路的洋房也在。后来再续联上，他就开始独来独往，从不带朋友，所以他的朋友我也不认识。我请朋友聚会时常常邀他一同前往，席间他总是一言不发，空气般存在。席后，他也不会与酒席上见过面的朋友联系。他一直落落寡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