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你能不能给我评判一下？”
前些天，夜晚还不是很热的时候，我和大宝每天晚饭后都要进行例行的晚间散步。有一天，看得出来，她有些闷闷不乐，开始问我各种问题，语气颇有些急切。
大宝要我评判的事，当然与小宝有关。她绘声绘色地跟我讲起日常与小宝相处的种种，有时是她主动欺负人，有时又是小宝主动招惹她，有时大家势均力敌相互招惹。一天之中，总有那么一些时间，两个人处于相互对峙的状态。
“小宝总是去告状！她总是去告状！”大宝颇有些愤愤不平。在她看来，只要小宝启动告状程序，就已经预先在纷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最后灰头土脸的一定是大宝。至于纷争的源头是什么，反而已经不重要了。
我们大致就是绕着小区外围走，走一圈一般需要二三十分钟，这是一段难得的亲子时光。一路上，我耐心倾听大宝絮絮叨叨的“控诉”，很少插话，她倒也很配合，嘴里基本上就没有停过。可想而知，如果我不陪她走这一段，这些絮絮叨叨的话语，必然会出现在她的日记里。
理解一个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感同身受。我努力回想自己小时候与弟弟相处时最不能接受的事，好像确实有“告状”这么一项。小孩子告状，必然会抹去前因后果，抹去一切细节，只说对自己有利的事，把所有不利的一面指向对方。而父母有时候又无法及时体察各种微妙的情绪、微妙的状况，从而为了维持某种平衡和均势，在匆忙中导致错判。
大宝甚至更为敏感，她认为，在一桩“纠纷”发生之际，谁先告状的，大人应该去向谁了解情况，而不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来询问她。“率先询问”这个事，已经隐含了某种倾向，让她感受到不公。
我跟大宝分享了自己所能回忆起来的小时候的一些事，并对“告状”这个行为进行了否定。她的情绪明显好了很多。我又趁机跟她讲了“告状”为什么会存在：这是自觉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人的自救措施。
“相对于小宝来说，你是强者，你会去告状吗？”我问大宝。
“我不是强者，小妹妹告状比我强。”大宝没好气地回答，并且说，“我要辞职！”
我问她要辞去什么职务，大宝回答得非常干脆：“我不要做姐姐。”
对大宝而言，小宝的出生剥夺了她作为家中唯一孩子的地位，她的“中心”地位不复存在，虽然我们对她的爱并没有减少。但人性大概就是这样，即使自己所得的那份没有减少，看到别人居然也有了一份，相对剥夺感就会存在。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说：“我们不应期待儿童的行为逻辑符合成年人的常识，而要意识到儿童在认识自身处境时难免犯错。”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儿童的心性天赋如何，也不在于客观环境怎样，而在于儿童对于客观现实，以及她与客观现实之间关系的解读。如果大宝感受到了不公平，即使这种感受是错误的，也不是大不了的事，重要的是需要倾听她的感受和诉求，并耐心做好解释。
我很享受一家人在一起散步的时光，也享受单独与大宝或小宝，或者与两个孩子之间的散步时间，每一种组合，都有不同的风景。前两天，在与大宝单独散步时，她的话题依然没有离开小宝，关键词依然是“公平”“强者”“弱者”之类。一路走完，说到最后，大宝积压的情绪完全释放掉。
“爸爸，跟你一起散步最大的好处，就是让你听我说话！”大宝非常愉快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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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振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