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梅是陕西西安一家服装店的售货员，今年4月，她将养了两年多的比熊犬丢弃了。“实在养不起了，那几天它一直拉肚子，以前就去过医院，治病得花五六百元，我真的没那么多钱。”小梅说，前年开始生意就不好做，衣服卖不出去，工资一降再降，自己都难养活，就别提狗了。
由于找不到领养人，小梅最后将宠物遗弃在一家流浪动物救助站外，希望工作人员能将小狗收留。
杜帆注意到，弃养宠物的问题一直存在，不过受疫情影响，弃养宠物的行为近年来有所增加。“目前来看，猫的遗弃率比狗要高很多。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刚参加工作的，觉得孤单就想养小动物，可如果生活成本增加了就容易把动物丢弃。在城市养宠物，首选是小猫，因为猫不像狗那样需要到外面遛，这大大增加了潜在弃养猫的人群。”
北京某医院保健科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分析，弃养宠物的原因多种多样，首要原因就是经济状况。养宠物不仅耗费时间，而且需要不小的经济投入，如非名贵品种，或者是成年了，想卖上好价钱并不容易。
其次是不少人对养宠物这件事认识不足。有些人缺乏经验，养宠物的观念还停留在只要让宠物吃饱就行的阶段，但养了以后发现，狗会“拆家”、猫会“跑酷”，不让人省心。此外，主人家中有重大转折，如搬家、生病或者家人怀孕等，也是影响宠物是否被弃养的一个原因。另外，如果周围人对狗吠这种情况容忍度较低，主人也可能迫于压力而弃养。
陕西西安一家宠物店的王老板就碰到过主人搬家后不想让猫糟蹋新房子而遗弃猫的情况。“不想养了什么原因都有，对宠物毛发过敏的，嫌宠物麻烦等。”
虽然许多动物救助站和收容所都开始了“领养代替购买”的实践，帮助不少被弃养的宠物找到了新家，但“二次弃养”甚至是“多次弃养”让一些宠物再次流离失所的情况并不少见。
杜帆曾经救助过一只小狗，这只小狗后来被领养过3次，又被退回来3次。
“第一次，领养人觉得小狗在家里的习惯不好，接受不了它在家里随处大小便，这属于宠物行为上的原因；第二次和第三次，我都提前和领养人讲，小狗到了一个新环境，需要适应一段时间，但小狗还是被退回来了，原因是领养者的家属认为多了一只动物给家庭生活带来了很多麻烦。”杜帆回忆道，“不过，我们与领养人有约定，不论领养人因为什么原因不想养了，我们都接受他们把宠物退还回来，只要不把它们遗弃在外面。”
摒弃单一末端救助
源头控制加强监督
为防治弃养宠物行为，有关部门也在完善相关法规。
今年3月1日起，湖北正式施行《湖北省动物防疫条例(修订)》(以下简称湖北防疫条例)，规定湖北省行政区域内，禁止遗弃饲养的犬、猫。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做好弃养、流浪、无主、没收的犬和猫的收容、防疫、无害化处理等工作。遗弃饲养的犬只的，由养犬登记机关收容犬只，并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在地方法规当中明确规定禁止弃养宠物，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目前的问题是，遗弃行为很难被追踪，而且行政处罚的力度如果过轻，可能也不足以制止或杜绝这些行为。”山东大学动物保护研究中心主任郭鹏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钱叶芳也认为，湖北防疫条例的倡导性、宣导性意义更大，但很难有效杜绝宠物弃养的行为，因为相关法条不易被执行，想要真正实施处罚很难。
“其实越来越多的地方养犬管理条例中都写到了禁止虐待、遗弃犬只，但少有能够把它实施到位、真正去处罚虐待或者遗弃行为的。”钱叶芳说，去年上海有一例对遗弃老年犬行为的行政处罚，当时主要是靠微博曝光，也就是舆论力量，还被认为是上海市首例对遗弃宠物行为进行的处罚，而上海市的养犬管理条例已经制定很多年了。
在她看来，就目前而言，宠物弃养方面的立法尚不健全，各执法部门的力量也比较薄弱，“个别执法部门的执法人员基本上是被动执法，接到投诉了，才去处理、处罚”。
钱叶芳带头在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白杨街道海天社区推行了一种“海天模式”，即通过培育扶持社区社会组织、制定社区公约，探索自下而上建设生态文明和动物文明之路。
“发挥基层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自治优势，邻里之间互相监督才是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相关政府部门应当鼓励业主自发地参与社区自治。”钱叶芳介绍，首先要有书面上的约定，比如社区公约相当于一个道德上的约束，“这个共同的约定上写着不遗弃、不虐待宠物。接下来就是如何落实，现在我们正在做一个动物档案的摸排，挨家挨户上门登记养宠物情况，用来建立社区动物档案，全面掌握主人和动物的信息，之后如有宠物被遗弃，就有可能根据档案快速查询到主人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