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来说，如果长期在国内提供同一类型所得，其公司很可能适用“仅以该性质的活动在任何十二个月中连续或累计超过六个月以上”条款视为常设机构在我国纳税，但是由于劳务活动时间很短，在一地并不呆很长时间就结束了该项活动，税务局根本无法判定其连续或累计时间。
例如某香港设计公司对国内很多房地产项目提供园林或外立面审计，又如某实体企业在新加坡的国际评级公司对国内企业进行评级，这些劳务的实际执行者可能都是中国人，分成数十个小组在国内各个项目上不停地奔波，但是这些公司却并没有认定为我国的常设机构在我国纳税。
3.双重不征税
由于税收协定约定的如果不是常设机构，那么其经营利润仅在注册国征税，同时避税地的地域征税原则对境外收入不征税。最终结果就是，这个企业的来源于这个的收入在中国和避税地都不纳税，达到了双重不征税的目的。
具体来讲，依据中新税收协定：
“第七条 营业利润 一、缔约国一方企业的利润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但该企业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的除外。”
用下面这图来表示，可能更形象一些：
结果就是：在避税地注册的企业在我国属于境内的税收非居民，在我国的盈利可以申请税收协定免税；在避税地属于税收居民的境外收入也免税，最终刀切萝卜两头光，在哪都不纳税。
在这样的操作下，粗略地计算一下整体税负情况：
由于各国之间的注册信息各为孤岛，而且还有股份代持等各种灰色操作，所以这种个人跨国逃避税比国内的逃避税更难处理。
从国际反避税角度来看，针对这种逃避税的主要手段有三个：
首先是目前正在紧张推进的“双支柱”中的支柱二——最低有效税率，即：
“旨在确保大型跨国企业集团就其在每个辖区经营产生的所得支付最低水平的税款。当某一辖区的有效税率低于最低税率时，对在该辖区内产生的利润征收补足税。”
例如某集团从国内向欧美做转口贸易的新加坡子公司企业有效所得税为5%，其国内母公司所属地税务局就可能要征收差额的10%所得税。但是这个政策目前只适用于跨国企业，门槛达到了年收入7.5亿欧元（约55亿人民币），中小企业并不在其约束范围内。
其次是积极利用新加坡通用报告准则（CRS）中的信息交换，特别是交换的企业控制人信息，与其国内的关联方进出口和对外支付进行比对，以发现逃避税线索。
最后就是利用好避税地的《经济实质法》所披露的注册公司信息，将其控制人与其国内的关联方进行比对。
如果没有国外相关信息的支持，仅靠我国税务机关的话，那只能是加大对外劳务支出的审核力度，系统性地制定相关审核操作手册，针对外企人力资源服务进行雇主核查等。可能也会取得一些效果，但整体是指标不治本的。
另外，其实很多明星富豪本来是中国人，在国内成为明星富豪后不合规纳税回馈本国人民，摇身一变加入外籍，但仍在国内赚钱，只不过这一下子就多了极大的操作空间。我个人认为造成这点的主要原因是我国个税中的“弃籍税”条款过于宽松了。
弃籍税在国外是专门的税种，在我国以前一直没有相关规定，直到2018年修订个人所得税法时才添加：
“第十三条纳税人因移居境外注销中国户籍的，应当在注销中国户籍前办理税款清算。”
具体的操作细节由《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62号第五条规定。
但是遗憾的是，我国的这个弃籍条款仅仅是要求清算当年的所得，而不是和实施弃籍税的国家那样，对一定金额以上的资产按照公允价值减原始调整，对净增值部分也要求纳税。这使得我国的弃籍条款形同虚设，对弃籍这个行为没有太大的震慑力。
例如，某富豪在国内发家企业国外上市后，其拥有的公司股权价值由一千万变为十个亿，其给自己开一元钱年薪并移民去国外。按照美国弃籍税规则，这公允价值变动增值并未实现的九亿几千万都要缴纳弃籍税，即使只按国内个税资本利得20%税率计算，在其弃籍时也必须要考虑：是否有足够的现金缴税、大规模出售股票后是否股票暴跌、出售股票后是否会丧失公司控制权等一系列的问题，极大地增加了富豪们的弃籍成本。而我国仅需要对这一元年薪进行申报不达起征点就可以轻轻松松地移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