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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经历了艰难的历程，几度濒临绝境。但是党善于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错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并达到政治上的成熟。
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子尹路96号，一个小院一栋楼，青瓦丹柱，灰砖白墙。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党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
《红军长征史》记载：遵义会议一共开了三天，气氛紧张激烈，发言的声音很高，每天总是开到半夜才休会。
遵义会议陈列馆里的油印文献中，有一份会议作出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内容包括总结失败教训，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建立的军事指挥“三人团”、决定北渡长江创建新的根据地等决议。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从此，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中国革命走上顺利发展的正确道路。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最早举起抗日的大旗，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提出了夺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和实现途径。
1938年5月，毛泽东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集中全党智慧，发表《论持久战》，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思想，科学地论证了中国抗战必须经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的客观规律，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成为指导全国抗战的纲领性文件。
中国共产党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造性地开辟和发展敌后战场。在全民族的抗战中，敌后战场抗击着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逐渐成为主战场。
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抗日战争的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
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第一段就鲜明指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
《决议》第二段强调：“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全党对于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有了自己坚强领导核心的欣喜和振奋，对于党的领袖的由衷钦佩和自觉维护，跃然纸上。
1948年春天，党中央从陕北转移到西柏坡，这里成为全国革命的领导中心。据统计，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党中央共发出408封电报，组织指挥了包括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在内的24次重大战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争年代，党中央和毛主席用电台指挥全党全军，‘嘀嗒、嘀嗒’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全党全军都无条件执行。”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一切行动听指挥，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核心引领，全党全国团结如钢。
28年浴血奋战，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和凝聚成万众一心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凭借这种力量，我们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为了实现初心和使命，实现始终坚持的理想和主张，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前赴后继的不懈奋斗，作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千千万万先烈和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
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大厅里摆放着一件特殊的国家一级文物，编号0001。它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义的绞刑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