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卷书·村庄》宜山村：“l962年地质队在村南探矿时，在地下30多米处，勘察出船板、蛤蜊。”可以想见，古时此地地势之高、水流之深。在洪水频发的古代，此地是周边环水的孤岛，可谓在河之“州”。又：“宜山村，据《炳灵宫》碑文记载：唐朝时称禹州城。”“禹州城”原应为“平州城”。之所以名称变更，可能牵涉到地名避讳的问题。封建时代避讳盛行，甚至出现过“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掌故。避讳现象在儒家文化发祥地的山东地区尤甚，其中地名避讳就是诸多避讳形式之中的重要一条。“最早见于史籍的地名避讳即产生于山东……被皇帝追赠的祖宗以及皇后、皇太子甚至外戚、重臣也加入了避讳之列。”（张美玲、骆一峰：《古史山东地名避讳研究》，《黑龙江史志》2011年第5期）
西晋时期，作为朝之重臣的苟晞被封为东平侯，羊祜被封为巨平侯，为避讳“两侯”封号之中的“平”字，“平州城”改为他名当在情理之中。当时，平州在巨平侯羊祜封境（附近羊里村就因羊祜封地而得名），若封境内有地名与受封者爵位同字，倒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辞源》：“避讳之法，一般或取同义或同音字以代本字，或用原字而省缺笔画。”以同义字改地名的例子尤不鲜见，如汉避汉景帝刘启讳改启阳县为开阳县（今临沂市北），隋避太子杨广讳改广川县为长河县（今德州市东），唐避高祖李渊讳改清渊县为清泉县（今临沂市）。就“平州城”与“禹州城”之“平”与“禹”看，两者也也有同义因素。《说文》：“禹，虫也。又舒也。”“舒”乃平缓舒展之意。又：“渊源流通曰禹。”古时平州四周环水，每遇洪至，水流壅塞，濆旋倾侧，险象环生，人们自然祈望“渊源流通”。加之古汶河流域多有大禹崇拜习俗，将“平州城”改作“禹州城”，既保留了原意，又寄托了愿望，同时也加重了名字的分量，可谓一举多得。
●出土文物证明，“宜山村”为“平州城”之所在
据《十卷书·村庄》记载，上世纪70年代，宜山村民曾在自家院内挖出过铁质桎梏等刑具。此足可证明，此地应为古城的监狱或府衙之所在，多套刑具流落民间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铁器广泛使用始自春秋，而春秋之后莱芜、古牟县西部史有明载的城唯有平州。
在宜山村西北一公里处的戴鱼池村南有春秋战国古墓群。上世纪70年代，发现一座古墓，四周用柏木堆垒成框形结构，曾清理出木料20立方米，出土器物不知所踪；1984年发现结构为一棺重椁的战国早期墓葬，此墓先前被盗，共清理出铜鼎2件、铜豆2件及铜车辔、剑、戈、矛、镞、马衔、舟、玉玦等24件文物；1991年发现一棺一椁墓，出土的随葬品有纹铜鼎、古贝币等装饰器物几十件；2015年前后，一犯罪团伙从戴鱼池墓群等地盗窃蟠龙纹铜鼎盖、铜提梁壶等战国时期文物18件。由于该墓群未进行正规发掘，一些详细信息不得而知，但其规格之高显而易见。至战国早期礼乐制度尚未完全崩坏，尤其鲁国，信奉“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对周礼怀有极大热忱。作为鲁地的戴鱼池墓群，从已发现的墓式及出土文物看，绝非一般文官武士所能享用，当为近在咫尺的平州邑侯之陵寝。
●平州城在齐鲁交通要道上，符合齐鲁之会时势
古代齐鲁交通，“由汶水而淄水”之间存在着一条“重要交通线‘鲁道’”，即遵汶而上，过莱芜谷，然后涉淄而下，至齐境。返之亦然。（陈絜：《爯方鼎铭与周公东征路线初探》，《古文字与古代史》第4辑）齐鲁间一条重要古道大致从齐都临淄沿淄水上行,经莱芜故城（今淄川城子村）西行过嬴城（今莱芜赢城遗址）、博邑（今泰安博县故城遗址）、阳关（今泰安偏东南）而达鲁国曲阜。（庞小霞：《先秦时期齐鲁交通的考古学观察》，《管子学刊》2018年第3期）在此古道附近发生过一系列重大事件，诸如长勺之战、艾陵之战、嬴之会、艾之会、夹谷会盟等。平州之会也在其中。平州位于汶河上游，逆流而上过莱芜谷可抵齐境，顺流而下可近鲁都曲阜。平州城于当时早已颇具规模，设施完善，两国择此地会盟当为优中之选。
“平州之会”，事出紧急，鲁宣公请会齐惠公十分迫切。这样，两国选取最便捷的会见地点，齐惠公从莱芜东北的莱芜谷到达的平州城，鲁宣公则从博邑、阳关到达会晤地点。两国在最短的时间内会晤之后，鲁宣公赠济西之田以贿赂齐国，齐国助鲁宣公巩固帝位，使得鲁宣公如愿以偿。（两作者均系济南市嬴秦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