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种勋章菊
有些用于工艺实验或测试的气体制备和应用也有毒，如果从容器或仪器中泄漏出来，就会伤害身体，科技人员便索性把一些工作搬到大楼屋顶上去做。
“尽管采取了很多措施，但还是有些同事没能避免毒气的侵害。我在复旦大学的同班同学史佩枋，做实验时总是冲锋在前，经常接触到泄漏的有毒气体，日积月累，40多岁就罹患肺癌，过早地离世了。”柳襄怀痛心地说。
史佩枋离世后的30多年里，他的爱人李美娟都一直不知道他是干什么工作的。直到2014年，在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50周年时，看了柳襄怀作报告的资料，李美娟才得知丈夫付出生命，是在为我国的原子弹研制默默无闻作贡献，她悲喜交集，给柳襄怀写来一封信：“看过您的报告材料后，心中的酸、苦、辣一举翻了起来。现在我明白了：一个优秀的保密工作人员，真不容易。隐姓埋名，无名无利，对家人有口难言，用生命去做国家安排的工作。你们都是国家的栋梁！”
殚精竭虑的日日夜夜
当年“甲种分离膜的制造技术”三个攻关大组的分工与责任是：第一大组负责研制分离元件用粉末，必须是能制成性能合格元件的粉末，还要求能小批量生产，供应分离元件试生产。第二大组负责成膜工艺，制成性能要求合格的元件。第三大组负责性能检测分析和理论研究等相关技术问题。
1962年，攻关进入关键阶段，第一二大组日夜奋战，摸索用各种新老方法和工艺条件，制成多种原料粉末，做出一个又一个分离膜样品。但测试后，分离膜性能总差那么一点点。
第一大组组长金大康当时只有34岁，他心急如焚，夜以继日连续作战。经常夜里一两点钟突然往冶金所跑，到四五点钟又回家躺一下。他的爱人很不解：为什么深更半夜还要往所里跑？国家的绝密工作，即使对配偶也不能提及。金大康便总是以担心钢瓶阀门未关好、实验室窗户还开着等理由搪塞过去。
那段时间，金大康和组员们取消了一切节假日，以实验室为家。一个信念始终支撑着他们：外国人搞得出的，中国人也一定搞得出，并要搞得比他们更好！
经过几千次反复实验，不断分析失败原因，找规律，总结经验，1963初，第一大组的一个小组制成的一种原料粉末，使第二大组研制的分离膜性能，终于达到了要求。大家再接再厉，按照第三大组分析苏联样品得到的信息，金大康指导张敏和杨华丽等人，在所制的粉料中加入微量的某种金属元素，防止了分离膜微孔收缩现象，稳定性大幅度提高。
第二大组组长邹世昌当年只有28岁。在他的领导下，全组同志“昏天黑地”地艰苦奋斗，越过一道道关口，解决一个个难题，分离膜元件样品制造出来了。但是，焊接成型遇到了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