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主要创新指标纷纷进入世界前列，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创新水平显著提升，创新格局发生历史性转变，创新型国家建设迈上新台阶。悟空、墨子、慧眼等一批科学卫星提升我国空间科学国际竞争力；凝聚态物理、纳米材料等一批重要前沿方向研究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中国天眼”“人造太阳”等国际领先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成为科研利器等等，更不用说特高压、高铁、新体制雷达等中国技术世界领先。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高旭东指出，创新已在一些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可以说，中国科技发展正在从“跟跑”进入“跟跑、并跑和领跑并存”的时代，有些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跨越。
高旭东指出，对于一个后发追赶国家而言，在大多数高科技领域，属于“追赶者”，是很正常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20》显示，中国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世界第14位，比上年提升1位，是唯一进入前15位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综合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差距正在逐步缩小。此外，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目前在科技领域实现全面领先也不可能、不正常，那样的话，就不是发展中国家了。我们不能拿一个处于追赶阶段的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自鸣得意”，仍需要正视科技创新关键领域差距，广泛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加快提升我国科技创新总体实力。
全面发力、纵深推进，提高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
在高旭东看来，科技自立自强，其实是包括科学自立自强和技术自立自强两个方面的。对于科学自立自强，科研院所和高校是主力军。其中，年轻博士、科研人员的生活压力值得关注、需要尽快解决，这些压力主要包括住房、医疗、教育等，要更多地关注这些年轻科研人员，为他们创造条件，给予更多更大的支持，使得年轻科学家能够安下心来学习、科研、创新，并将其作为自己毕生事业、职业选择。还有一点是要把一些有可能损害我们创新能力、影响创新内生动力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比如以往科研激励采用指标过于量化的方式，如成果获奖、申请（授权）专利、论文（论著）发表（出版）等，容易导致科研浮躁心态、学风不良，最终也阻碍了高水平创新性成果的产生。这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科技创新治理体系。
对于技术自立自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建立独立自主的、安全的创新体系。高旭东建议，一方面国家要布局一些大工程、大项目，以此带动独立自主的创新体系的建立。这也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强化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我们讲，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但是主体不是自封的，没有能力就成不了主体。为此，首先是企业内部要建立创新的条件与环境，包括研发组织，也包括人财物的投入。这是最主要的。其次，需要建立有效的国内企业与国内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机制。长期以来，国内企业相互之间以及与高校院所间难以形成相互支持、相互依赖的共同成长关系。国内部分行业龙头企业在寻求合作对象时，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国内企业、高校院所，而是国外组织。大部分高校院所对解决迫在眉睫的技术“卡脖子”问题，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国内多数大学现在的核心工作是鼓励教师发表学术论文，提高在各种评比和排名中的位置。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一些高校并没有投入足够的力量打通产学研，跟企业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解决企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技术问题。科研院所的情况也是大同小异。加强企业自主创新，国内企业需要积极主动地同国内大学和科研院所开展科技合作。重点高校与科研院所，除了发文章，需要建立独立的队伍，积极探索和布局，立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努力成为国家重要战略科技力量。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各自优势，可以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应有的更好的作用。高旭东强调，国有企业的创新是不可替代的。从理论上来看，大型国有企业聚集创新资源的能力比绝大多数民营企业更强，融资条件也比民营企业更加有利，大型国有企业庞大的内部市场更有利于技术的成熟推广。从实践角度来讲，国有企业在创新领域也成绩颇丰，比如：特高压输电技术、高铁系统、3G/4G/5G无线通信技术、西气东输工程、三峡工程、港珠澳大桥工程、神舟系列飞船、蛟龙系列深海探测器、高性能计算机、红旗系列防空导弹武器、东风系列弹道导弹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