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的战争意味着流血和牺牲。1952年10月的一次战斗中，美军的炮火铺天盖地，将中国军队的阵地炸得一片狼藉，父亲和战友们拼死坚守，打退了一轮轮进攻。这时，所有人的水壶都空了，激烈战斗和干燥秋天让大家口干舌燥、异常难耐。父亲个子不高，比较灵巧，打退进攻后的间隙，排长派父亲到战壕前的一处水塘取水，父亲随即身背六只水壶跃出了战壕。就在父亲取完水，匍匐着爬回战壕时，美军炮弹朝父亲呼啸而来，起先一枚落在十几米开外，紧接着，又有一枚在父亲不远处轰然开炸，父亲顿时倒在了阵地前……
等父亲醒来，已在丹东的后方医院。他身负重伤，肺部被炸入了十四颗炮弹片，与死神擦肩而过。苏联专家为他做了开胸手术，取出了十颗弹片，有四颗因难度太大，一直留在了身体里。此后，父亲没少受罪，不仅干不了体力活，每到下雨，背部就发胀难受。
父亲后来说起过负伤时的情形：美国人的第一枚炮弹带着呼啸在他十几米处开炸，接着，空中又有个黑点向他飞来，一点声音也听不到，晕昏昏中就向旁边翻滚，但身上水壶多，翻滚受到影响，那个档口，豁然一片红光，就见祖父往他跟前一站，顿时他也没了知觉。我听后很吃惊，惊奇竟有这等事，但父亲说当时就是这样……
手术后，父亲转到扬州疗伤，并在扬州荣军学校上了文化速成班。想必，他学习时有多用功，写的那笔好字，受教育多年的我根本就比不了。之后，他从部队复员回了老家，被安排在淳溪公社工作。
然后，父亲经人介绍认识了母亲，最后组建了家庭。再后来，就有了姐姐、我和弟弟，有了我们一家子。从此，我就与父母、姐弟，与这个偏于苏西南一隅的高淳小县城，结下了人生的不解之缘。
等我能记事，已到了上世纪七〇年代。我印象中，父亲因抗美援朝负伤得到照顾，那时已从事相对轻松的商业工作。而母亲却不同了，随父亲进城后，换过几次工作，糖果厂、麻类场、鞋业社，都是那种计件工资的集体企业，要靠自己一分一分做出来，一直比较辛苦。但为了这个家，母亲也真够拼的，常常加班到很晚，才疲惫地回家。
小学四年级时，我开始懂事，能体恤到大人的辛苦，常常要等到母亲下班回家才睡。张家巷里传来的脚步声那么熟悉，一步一步，向着家的方向而来，是我无法释怀的童年记忆。那个清贫之年，母亲撑着单薄之躯为家操劳的那些情形，一幕幕浓缩成了世间最真切的爱，一滴一滴，滴进了我的心里，浓浓的，稠稠的，别想将它化开……
父亲在商业上工作，常要出差。他每次回来，是我们姐弟几个最开心的时候。每次一到高淳，父亲会去当地唯有的那家高淳熟菜馆买些叉烧肉或猪口条回家。在清苦年代，这多诱人哦！有时，他会和我们开玩笑，将菜藏起来，我和弟弟就各抱他的一条大腿，推搡着问他：“为什么没买菜？”这时，他笑开了，慢悠悠地拿出藏着的菜，“怎么没买呢？”“哦，有肉吃咯！”我和弟弟开心地嚷嚷起来……
父亲的情商蛮高，脸上常挂着微笑。他待人友善，为人豪爽，所以朋友也多。他有个战友，复员后回了原籍双塔乡倒骑龙史家，也好交友，通过那位战友，父亲与倒骑龙史家十多人成了要好的朋友。他们每次来高淳，就很自然地来我们家吃饭，那时条件艰苦，但父亲总要买些荤菜待客，长年累月，乐此不疲，并无怨言，可见父亲之大气。
父亲还有不少棋牌朋友。那些年，打牌、下棋是很多人打发时间的方式。父亲有段时间喜欢打牌，有时还带点小刺激，放到现在不是个事，毕竟数额很小，那时工资低，有输赢自然要影响生活，为此，母亲常与父亲红脸。好在过了阵，父亲就不打了，改成了钓鱼和下象棋。
说到下棋，父亲可不是一般的喜欢，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记得我上高中时，家里常有帮父亲的棋友，在不大的堂间里“跳马架炮”，烟雾缭绕中，观棋者七嘴八舌，性急之人甚至抢棋代劳，下棋者要么赢了棋洋洋得意，要么输棋后憋着个脸，甚是有趣。有时输一盘棋，脸上要贴张纸条，出门才能拿掉，我见过父亲的一位棋友脸上贴了七张纸条，在众人哈哈大笑中，嘴里叽里咕噜不服气地走出家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