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梦华录》中的赵盼儿，就是从小经营茶铺，而她的闺蜜、厨艺颇佳的孙三娘，则是贩卖点心果品那样的小食儿，最后，几个好姐妹合伙，把茶铺、点心铺子扩大经营成东京闻名的永安楼。
不要以为《梦华录》在瞎编——浅薄地认为古代没有创业成功的女性，在宋朝的历史中，真的有不少闻名一时的女老板哦！
像闻名大宋的宋五嫂，因为善作鱼羹，即便遭遇靖康之难，流落南方，又凭借精湛的手艺在钱塘门外立足，并因获得宋高宗的青睐而名噪临安城。
除了鱼羹宋五嫂，还有李婆婆杂菜羹、曹婆婆肉饼、王小姑酒店、王妈妈家茶肆、汴河岸卖粥妪、金明池酒肆卖酒女等等，都是以老板冠名且闻名都城的店铺，所以，赵盼儿三姐妹能够经商，并不是电视剧标新立异，而是当时的大环境所致。
那些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宋朝女性们，正是因为参与到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经济领域，不但为社会经济增加活力，还提高其自身的经济能力和经济地位，所以更有底气去追求爱情，哪怕是弃妇再婚、寡妇二嫁。
我们所熟悉的宋朝文学作品中，也有不少以男女恋爱、约会为题材的，还多处于男性视角，比如“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比如“相见争如不见，有情还似无情”，再比如“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所以，和僵化的明清两朝相比，宋朝女性在婚恋方面真的相对自由了，官方不强迫弃妇、寡妇为渣男、亡夫守志。
朝廷甚至还进一步削短贫困家庭女性再嫁的时间限制：如果是遇到丈夫亡故而陷入困窘的女性，在居亡夫之丧百日后，就可以再嫁。
（元祐五年秋颁条贯：）女居父母丧、及夫丧、而贫乏不能自存，并听百日外嫁娶之法。（《苏东坡全集·正文卷六十三·奏议十三》）
因为这条律法条款的颁布，社会上还逐渐延伸到男子也可以在父母丧期里娶妻。
因此，苏轼在元祐八年（1093）三月，特意上《乞改居丧婚娶条状》，以身为人子而居父母之丧，是人伦正道，所以，不能在丧期娶妻，因此，请求朝廷下诏禁止男子居丧娶妻的现象，让男子恢复服丧二十五月后再行娶妻。
但苏轼在奏议中，并没有提及女性在父母丧期嫁人，和寡妇在亡夫丧期改嫁的事宜，这说明老苏是认可元祐五年法律条款中对贫困女性婚嫁的规定。
同时，也说明在当时的社会阶层中，对穷苦女性初婚、再嫁的宽容态度，如苏轼之言：“女弱不能自立，恐有流落不虞之患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