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遗址的形式进行展示，更能让参观者感受到那个时代中国人民遭受过的巨大痛楚、屈辱。”
从2014年开始，王越一直参与义乌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陈列馆的相关工作，他曾担任过义乌市档案馆副馆长，也是义乌市二战细菌战问题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王越是义乌市崇山村人，小时候他总是疑惑，为何村子里有些地基上面并没有房子，父辈只是告诉他“鼠疫后被烧掉了”。
念小学时，王越曾参观有关的展览，看到日军在家乡附近林山寺进行人体解剖的图片，“触目惊心，像地狱一样”。王越的很多长辈都是崇山村鼠疫的受害者，从小听着父辈的悲惨遭遇长大，因此他对“崇山鼠疫”刻骨铭心。
2007年，王越调任义乌市档案馆工作。在义乌市档案馆工作期间，王越参与了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调查，整理受害者死亡名单，采访当年的幸存者；为崇山村细菌战遗址保护开发做调研；参与陈列馆内容的策划及档案征集；与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沟通联系……
如今，61岁的王越已经退休，但时常会到陈列馆做义务讲解。他希望“崇山遗址”能得到更好的保护，也希望能为更多的人讲述这段曾被掩盖的历史。“以遗址的形式进行展示，更能让参观者感受到那个时代中国人民遭受过的巨大痛楚、屈辱。”
从1994年开始，王选等人联合全国细菌战受害者走上了艰辛的跨国维权诉讼之路。陈列馆的建筑用地，是2009年经省委领导特批的。
陈列馆内的展览分为“跨世纪的诉讼”“反人类的罪恶”“无法掩盖的罪证”“不能忘却的纪念”四个部分，使用数千份档案及报纸，还原历史照片700多张，用文物史料揭露了侵华日军违反国际公法、泯灭人性的罪行。
王越：比较珍贵的是王选等人提供的资料，还有日本律师辩护团一濑敬一郎提供的大量的诉讼资料。日本著名和平反战人士、日本细菌战研究者奈须重雄先生曾向中国捐赠了几大箱二战史料，委托王选整理并临时保管，后来这批资料就放在了陈列馆中。
其中有一张1942年6月3日日本大阪《朝日新闻》报纸，我认为堪称“镇馆之宝”。1942年5月21日义乌沦陷,6月3日日本报纸上刊发的图片，是日军到义乌清理消毒，以防疫为名将染病居民带走，实则是进行各种鼠疫的活体研究。
细菌战属于秘密战，而这张新闻图片就是铁证，也是中国细菌战原告团去日本打官司的重要证据。
日本学者水谷尚子也在《日本1644部队活动揭秘》中曾记载，南京防疫给水部（1644部队）相继到崇山村开展人体解剖，检查鼠疫的杀伤力，并把鼠疫菌命名为“松山株”。这些证据都是可以互证的。
王越：陈列馆制作了雕塑、沙盘等，还利用声光电等多媒体技术还原关键场景。陈列馆中制作了一间柴房，其中有两个穿防护服的日本人。我曾听到参观的人们说，“真是阴森森的。”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说明已经达到宣传的效果，有震撼力了。
还有一座伤痛雕塑，取材于当年义乌北门鼠疫受害者家庭，母女两人同时传染了鼠疫，嗷嗷待哺的小孩爬到患病母亲身边，吸到了人生的最后一口奶水，挣扎而死。
陈列馆中对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也做了场景还原，可以直观地让参观者知道，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及其家属敢于拿起法律武器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相较于经济赔偿，他们更看重的是为死去的亲人申冤。
陈列馆展示了日军用于细菌武器的细菌，主要有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赤痢、炭疽等。受访者供图
王越：义乌当时是一个小县城，是浙赣铁路线上一个集镇。
相关资料显示，1940年，日军731部队在浙江衢县撒播8公斤鼠疫跳蚤，从而引起鼠疫暴发。传播至义乌的鼠疫从1941 年开始流行，直到1944年才停息，时间长达4年，范围遍及全县各地80多个村庄，死于鼠疫有名有姓者达1300 多人，三十多户惨遭灭门，其中北门、崇山两地受灾最重。
崇山村始建于明初，是一个有600多年历史的江南村庄，宗族兴旺，人丁繁茂，曾被誉为义乌南门外第一村。1942年10月，崇山村第一位患者王焕章突然发病，随后暴发了大规模的鼠疫，经统计，崇山村1/3的人口感染鼠疫死亡。
我曾向父亲问起祖辈遭受细菌战劫难的事。父亲老泪纵横，哽咽着说：“那是一场人祸，家里的房子烧了，没处住，只能住到野外；你的大姑是被日本佬骗去看病，死在林山寺。”
新京报：当年在林山寺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惨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