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以《皮囊》中描写过的阿太为主人公，以99岁的她一生的故事为主线，串联起闽南沿海小镇几代人的人生故事、命运选择与时代浮沉，探析支撑起中国人精神体系的平凡而强韧的力量。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透露他在为《皮囊》写序的时候，完全没想到这本书可以如此畅销，甚至像《平凡的世界》那样成了很多人的人生之书和信念之书。
对于蔡崇达的新作《命运》，李敬泽认为读者可以在其中找到我们生命里、我们精神中一个几乎没有被充分言说的底部逻辑，“让我们领悟到支配着、支持着、激励我们祖先的那些东西，实际还在激励着、支撑着我们的生命。”
“我觉得蔡崇达的《命运》是另一本《活着》，但他在民间人生观和生命哲学有自己不同的视角和理解。”文学评论家贺绍俊也表达了与李敬泽相似的观点，他认为蔡崇达用阿太身上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强悍的生命意志，表现了如何一个人如何在无常的命运中面对、并解决苦难问题。
命运作为一个宏大、永恒的题目，大多数作者比较避讳进行直接阐述。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则表示把“命运”作为书名令人惊艳，“这种干脆我觉得促进了小说创新。”同时她提出《命运》的写作中突破了很多小说创作的定法，将时代的变迁让位给了时间，彰显了时间和生命的关系。“很多小说总是想展开大历史，蔡崇达却给压缩到了生命的局部、生命的褶皱里去。”
《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跟何向阳则都表示，书中展现的对于女性心理的把握让人叹为观止，“在男作家中，真正以女性为第一讲述人的这种口吻‘我’来结构小说的，我觉得寥寥无几。”他们认为，阿太这个人物形象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新的收获。
文学评论家徐刚认为，和贝多芬的《命运》相比，蔡崇达的《命运》里面有一个很微妙的差异，主人公不是非常虚妄的、要做自己命运主人的女性，“我觉得她是非常柔弱的，柔弱中有一种卑微，但是又非常坚毅的和命运搏斗的信念，我觉得这部小说表达的是这样一个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