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真宝》是一部很奇特的书。它是一部蒙学读物，在流传过程中既有士人不断地对其进行修订、注释，而至于明代，帝王亦加入了增补、修订此书的行列；它曾在元、明两代广泛流传，并远播东亚，至今盛传不衰，然入清以后在中国本土却几乎销声匿迹，难觅踪影；对它的评价，更是扬之者称其“依经以立言，本雅以训俗。其词茂而典，其义婉而章，其条贯森然炳然，昈分井列，莫不可观。诚九流之涉津，六艺之关键”（明孝宗《重刊古文真宝跋》），“词林之弘璧，艺苑之玄珠”（明神宗《重刻古文真宝序》），抑之者则贬其出自村夫子之手，浅陋低俗。那么，今天我们应该怎样评价此书呢？
从《古文真宝》的内容上看，这是一部产生于宋末元初的蒙学读物，同时也是一部渊源有自、特色独具的文学选本。
宋初立国，以文为治，科举制度施行既久，学校兴办日多，印刷术又得到广泛应用，书籍易得，文化普及，读书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读书向学已由士大夫阶层下延到农工商贾等一般社会民众。“家能著书，人知挟册”（叶适《汉阳军新修学记》），六经、子史、总集别集不难获得，佛道、医卜百家及各种类书，乃至决科应试和蒙学读物，更随处可见，真是一个“人人尊孔孟，家家诵诗书”（陈傅良《送王南强赴绍兴签幕四首》其二）的时代。就蒙学之书来说，今存宋代最著名、流行最广的便有《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叙古千文》《名物蒙求》和《千家诗》等。《古文真宝》开卷选入宋真宗、仁宗等所撰八首劝学诗文，以下诸卷分体编选五、七言古体诗、辞赋、说、解、序、记、箴、铭、碑、传、书、论等作品两百余篇，所选诗文皆为口耳相传、脍炙人口之作。编选顺序是由诗而文、由短篇到长篇、由浅入深，便于初学接受。所选诗文又有浅显批注，也是有助于初学理解的。
儒家历来重视人的教育，劝学文也历来多有。《古文真宝》前集开卷收入八篇劝学文，其中虽不免有诱人以功名利禄之嫌，然劝人勤读六经，学通古今，恪守人伦，及时发奋，以及强调子女教育的重要和父兄、师保之责等，似也并无不妥。而书中所收的其他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或感母恩，或尊师长，或忠君爱国，或忧心世事，或勉人，或悯农，或诫为君，或刺佞臣，或颂国家中兴，或哀民生多艰，或树立儒家道统，或崇尚圣贤气象，大致都反映出一般读书人自幼所接受的传统的知识和思想教育以及当时普遍的社会风习。故是书所编，正如元末郑本所说：“《（古文）真宝》之编，首有劝学之作，终有《出师》《陈情》之表，岂不欲勉之以勤而诱之以忠孝乎”（《古文真宝序》）。
北宋士人群体与唐五代已不同，“唐代以名族贵胄为政治、社会之中坚，五代以由军校出身之寒人为中坚，北宋则以由科举上进之寒人为中坚。所以，唐宋之际，实贵胄与寒人之一转换过程，亦阶级消融之一过程。深言之，实社会组织之一转换过程也”（孙国栋《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这些出身寒族和一般官宦家庭的士大夫，在有宋一朝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他们在朝廷崇文抑武的政策导向下，积极用世，志向高远，治国理政，多所建立；另一方面，又立足现实，修身养性，克谨务实，特别重视家庭教育，期冀家族兴旺，或撰写族谱，或直接通过伦理训诫和家规、家礼、乡约和童蒙读物的撰写与传播，把传统的儒家仁义道德等核心思想，简化为家族成员和一般民众容易接受的知识和行为准则，化民成俗，推动着儒家思想文化的下渗和普及，遂形成一种“人人尊孔孟，家家诵诗书”的社会风气。即使像范仲淹这样力振士风，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臣，在日常生活中，也时时不忘告诫子侄：“自家好家门，各为好事，以光祖宗。”（《与中舍二子三监簿四太祝书》）司马光撰有《居家杂仪》，吕本中有《童蒙训》，刘清之编《戒子通录》，吕大钧撰、朱熹修订《增损吕氏乡约》，袁采撰有《袁氏世范》等，其他诫训、劝学之文就更多了。“父笃其子，兄勉其弟，有不被儒服而行，莫不耻焉。”（范成大《吴郡志》卷四）产生于这一思想文化背景之下的《古文真宝》，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儒家忠孝节义等传统观念和南宋后期理学思想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情形，其文化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