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向遍布全国的17万名当事人发放案款17亿元,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涉众案款发放平台“一键操作”无一出错。
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和执行办案的难点堵点痛点问题,浙江法院高度重视智慧执行系统迭代升级,选育了41个数字化应用子场景,由点及面,全省法院系统执行“一件事”综合集成改革正乘风破浪。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李占国向《法治日报》记者介绍说,近年来,浙江法院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法院“智慧法院”建设和省委数字化改革部署,按照“平台+智能”顶层设计,通过平台化整合、无纸化应用、智能化赋能“三步走”,大力推进“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内网外网共享协同、有线无线互联互通”的“全域数字法院”改革,建成“浙江法院一体化办案办公平台”,上线执行“一件事”多跨协同应用模块,有效解决了执行工作查人找物难、财产变现难、跨部门协同难等问题。
执行难成因复杂,本质上是社会治理的综合性问题。解决执行难,必须采取系统方法,加强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多方协作。2020年3月,浙江全面依法治省委出台《关于加强综合治理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实施意见》,全省各地在党委领导下,强化责任担当,狠抓工作落实,形成强大合力。
2020年4月,诸暨法院协同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综合行政执法局、税务局等10多个部门,实现不动产司法拍卖“一门联审、一窗办理、一网通办、一次办结、一链服务”。以往司法拍卖从拍下房产到过户办出产权证平均需要二十几天,如今已压缩至最快当天即可办理过户并办出产权证。
在诸暨法院试点经验基础上,浙江省高院在全省推出执行“一件事”综合集成改革,将不同部门办理的“多件事”,按照执行协同事项推进过程整合为同一平台办理的“一件事”。
浙江省高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魏新璋告诉记者,这张执行难综合治理“鱼骨图”以党委领导下综合治理从源头解决执行难为主轴主线,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以执行高频事项多跨协同场景应用为“鱼刺骨”,每一根“鱼刺骨”都是一个具体的执行“一件事”多跨应用场景,协同部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贯通省、市、县、乡镇街道、村社、网格六级,共同推动形成跨地域、跨部门、跨层级、跨业务、跨系统的协同联动,前端多元化解、中端协同联动、末端有效衔接的现代化执行新模式。
“您好,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法院于8月18日依法扣押被执行人徐某名下的小型轿车。如被执行人不履行债务,本院将依法对扣押财产进行处置变现。”一执行案件申请人林某在手机上收到了这样一条消息。
该模式实现了机动车司法查控处置全流程在线办理,车辆查控、扣押等流程节点将自动生成信息,线上向申请人同步推送,做到全程留痕公开,帮助申请人及时掌握案件动态。
魏新璋告诉记者,官司打赢了却拿不到钱是老百姓反映强烈的问题,实践中被执行人规避执行、抗拒执行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转移、隐匿财产的手段日益多样化,给执行人员查人找物带来重重困难。
“首次执行案件实际执结率提升5.38%,法定期限内结案率提升10.54%,结案平均用时缩短41.44天……”这是东阳法院推进执行“一件事”集成改革后交出的成绩单。
东阳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贺利平介绍说,东阳法院通过多途径创新服务机制,特色化处理执行难,充分展现司法关怀。下一步还将继续依托改革带来的“红利”,凝聚合力,丰富、完善综合治理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工作格局。
为当事人实现胜诉权益是执行工作核心要义,而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则对被执行人多一份温情。
王女士因经营不善被债权人起诉至法院成为被执行人,在归还了一部分欠款后,每月工资被纳入执行范围。传统模式下,为保障被执行人的基本生活,法院往往需要定期冻结、扣划并分配被冻结的工资,相应的,被执行人需要等法院对账户余额扣划分配完毕后,再来法院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程序较繁琐,耗时往往较长。
近日,余姚市人民法院与银行协作,实施薪资账户“活冻结”改革,实现薪资账户在线协查、资金定额冻结、费用限额支取、余额一键流转等功能,王女士无需到法院办理手续提取生活保障金,而是每月前往银行任一营业点便可提取。
“对方把房子卖给别人现在正在过户,再不去查封就来不及了!”近日,在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执行事务接待中心,申请执行人余某焦急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