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给宇文泰的信中，他还发挥自己的文人本色，引用《左传》中鲍叔的名言：“子纠，亲也，请君讨之”，让对方放心出兵。
宇文泰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竟然还有这种好事，他迅速派尉迟迥挥师南下。萧纪遭受前后夹击，最终被全歼，而益州也彻底落入了如狼似虎的西魏之手。
随后，萧绎在处理与西魏的关系时，再度暴露出了政治上的不成熟。
当初萧绎称帝后，王僧辩等人请他入主南朝的传统都城健康城。但一来萧绎的部将大多是荆州人士，不愿意东迁；二来萧绎本人也留恋繁盛的江陵城、瞧不上凋敝的建康。最终，他选择了地理、政治影响力等方面都存在先天不足的江陵（即荆州）。
而当益州落入西魏之手后，江陵面临西、北两方面的夹击，形势已极为不利，这为接下来的悲剧埋下了隐患。
承圣三年（554年）3月，宇文泰派宇文仁恕出使南梁，此时北齐的使者也到了江陵，这不禁让萧绎变得志得意满起来，对形势产生了严重误判，以为自己有资本从中博弈、权衡，获取更大利益。于是他接待宇文仁恕的规格远远低于北齐使者，意图以此敲打敲打西魏。
而当宇文仁恕回国后，萧绎又派人提出了要求：按过去的版图来划定边境线，而且所用的言辞极为傲慢。
宇文泰呵呵一笑：“古人有言，‘天之所弃，谁能兴之’，其萧绎之谓乎！”随后他立即着手筹备攻打南梁。降魏的梁朝旧臣曾秘密把这一动向报告给萧绎，但他全然不信。
承圣三年（554年）10月，宇文泰派于谨、宇文护、杨忠（隋文帝杨坚之父）带兵五万人南侵。出发前，这一行动的策划者长孙俭问了于谨一个问题：“为萧绎之计，将欲如何？”
于谨答道：“耀兵汉、沔，席卷渡江，直据丹阳，是其上策；移郭内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难于移动，据守罗郭，是其下策。”长孙俭追问：“揣绎定出何策？”于谨说：“必用下策。”“萧氏保据江南，绵历数纪。属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齐氏之患，必谓力不能分。且绎瑽而无谋，多疑少断。愚民难与虑始，皆恋邑居，既恶迁移，当保罗郭。所以用下策也。”
果然，当南梁朝廷得到西魏大军将要入侵的情报后，一众文官都认为这是谣言，他们坚信宇文泰不可能大举南侵，甚至还派了王琛前去西魏打探消息。
不久后，当魏军抵达樊、邓，依附于西魏的萧詧前去汇合时，正在朝廷里跟大臣们研讨《老子》的萧绎才宣布戒严。“九月辛卯，世祖于龙光殿述《老子》义，尚书左仆射王褒为执经。乙巳，魏遣其柱国万纽于谨率大众来寇。冬十月丙寅，魏军至于襄阳，萧詧率众会之。丁卯，停讲，内外戒严，舆驾出行都栅。是日，大风拔木，丙子，征王僧辩等军。”不过，王琛返回后声称边境一派安宁祥和，萧绎决定继续讲解《老子》，百官则都穿着军装听讲，场面让人无法想象。
但萧绎此时已心知不妙，他随后派人前往健康征召援兵，王僧辩立即派出多股部队出发；而镇守郢州的陆法和此时也积极带兵赶往江陵，却被萧绎以“兵力足够”为由阻拦。
陆法和回到郢州后，让人用白土涂城门，自己身穿丧服，在苇席上静坐了一天。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将军明白，此次江陵已经无力回天了。
其后萧绎在城外举行大阅兵，却遭到狂风暴雨袭击；而西魏军队则在渡过汉水后，由宇文护、杨忠率精锐骑兵占据江津，切断了萧绎东逃的道路。而随后的萧绎，果真像于谨判断的那样，在江陵城内按部就班分派人手，四面加固守城工事，对城外迅速推进的西魏军队丝毫不作主动应对。
11月15，江陵城内失火，烧毁几千家民房和二十五座城楼。萧绎亲临城楼察看，却远远望见城外的魏军密密麻麻渡江而来。而他的应对，就是仰天长叹而已。
随着魏军悉数渡江，于谨下令将江陵城团团包围，从此，南梁朝廷对外的联络渠道被彻底切断。奉命赶来的徐世谱、司马任约等人，只能在江陵南岸远远地作为声援。
当天晚上，萧绎再度巡视城防，还随口吟出诗来，随从则以诗应对（君臣的文学造诣都非同一般，然而并不能退敌）。
就这样，江陵城从始至终都未能迎来援兵。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的西魏军队从四面八方发起了总攻，城内军民一度顽强抵抗，但苦于寡众不敌。没多久，就有叛徒打开西门迎接魏军进城，退到内城的萧绎派人前去求和，然而遭惨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