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鑫称二审维持原判自己只有死路一条？刘鑫认为自己没有过错 ?
同时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份工作攒些钱。
回国之前，我和木村警官约定好了，等到案件开庭的时候，我会去出庭作证。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其实往返等费用是由日本司法机关承担的，而且那时候也不知道具体开庭时间是什么时候，就想着靠这份工作攒一点，多攒一点，到时候去日本开庭的时候用。
还想着江歌妈妈现在还年轻，将来总有老了需要人照顾的时候，我还要攒钱给她养老，这些都是我最真实的想法。”
到了8月份，刘鑫丢了工作。“那天正赶上我休班，不知道江秋莲怎么知道了我上班的地址，带着一帮记者去我们单位闹。
要曝光我们校长，曝光我，还跟人事部要我的联系方式。人事部的同事没有给，然后她就在学校里面闹，让学校无法经营。
学校没有办法，迫于舆论压力，就不让我去了。人事部的同事也被网暴了，后来也被迫辞职。”
“刑事判决我努力让陈世峰受到了‘顶格处罚’，在国内我却成了‘该死的那个人’”
在刘鑫丢掉工作之前，还发生了一件事。
2017年5月21日，江歌遇害200天的日子，江秋莲在网上发布了一篇泣血控诉刘鑫及刘鑫一家人的长文。
2017年5月，丧女后悲痛欲绝的江秋莲声称刘鑫一家始终拒绝与其见面沟通。
在网上公开了刘鑫全家的姓名、照片、住址、身份证号等，江母与刘鑫父母的通话录音也被爆出，引发大规模人肉与网暴。
对此，刘鑫表示：“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我要讲清楚，其实她曝光我们家隐私信息之前，我的父母曾经多次去江歌妈妈住处拜访，但是她家的门始终不开，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
我父母都是很传统很老实的人，觉得不管有什么误会，有什么事，见了面总会好说一些，为此还拜托江歌妈妈村里的村主任以及当地一位警察作为中间人，希望能够促成见面。
但是江歌妈妈始终回避，中间人和我们说的是让我们回去，不要刺激她。”
对于这点，江秋莲予以了否认，她表示刘鑫一家根本没有去过她家。
“我从回国之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家里不断人，（他们家）没有任何人到我家门上来。”
“我很不理解，我们去见她，就算她没在家，可她家里有监控，会看到谁来过，中间人也和她传达过，可她却一边在现实中拒绝与我们见面，一边在网上说我们拒绝见她，这到底是何用意？
我们家的地址也是公开的，她也能找到我们，用得着只在网上喊吗？”刘鑫说。
2017年12月11日，江歌被杀一案在日本东京开庭审理，刘鑫也以证人的身份出现在了法庭上。
2017年12月20日下午3点，江歌被杀一案，在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当庭宣判，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和恐吓罪顶格判处被告人陈世峰有期徒刑20年。
“判决生效后，我觉得我终于做到了，陈世峰被顶格处罚，总算可以给江歌一个交代。
但是没想到刑事判决将所有事实查清楚之后，陈世峰为了脱罪所提出的‘锁门说’ ‘递刀说’‘我把江歌推出门外’等等已经被日本法庭不予采信的说法，却在国内成为了舆论指责我是罪人的证据。
仿佛我成了凶手，该判处20年徒刑甚至死刑的是我，而不是陈世峰。”刘鑫表示。
“接近我的人设置了各种套，我都钻进去了。所以不再相信任何人”
“尤其是某媒体的视频栏目在开庭之前播出的专访，在专访过程中对我有许多诱导性的问题，我根本意识不到这里的坑。
然后播出的时候也经过了有倾向性的剪辑，关键信息有的被剪掉了。
这个专访的播出，让公众认定我就是个罪人，虽然后来日本刑事审判后，他们认识到了错误，并私下里对我进行了道歉。
但是他们没有公开做出报道进行澄清，从而使舆论一直认为是我害死了江歌，我成为了公众眼中十恶不赦的‘毒闺蜜’。”
“而且在这次采访之前游说我和江歌妈妈见面的是另一个媒体的记者，但是当天拍摄的却是那个视频栏目的人，他们并没有告知他们的身份。
哪怕在之后对我进行专访时，他们也没明确说明身份，而当时的我对于其中的套路和猫腻根本不知道，没有概念，觉得应该是专业的媒体。
直到视频播出后我才搞清楚他们的身份，我感觉我受到了欺骗。现在看到这个视频栏目，我就很反感，很痛恨。”刘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