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考研7次、当过民工、担任过基层第一书记，这篇博士论文看哭网友
一个新生生命的成长，除了要给予乳品、粮食之外，必然要匹配最基本的医疗帮助。爷爷奶奶抱着这个小生命，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是怎样捱过一个个酷暑严寒，以及用怎样的土方子来惊险的应对婴儿的头疼冷热、感冒发烧？老爷爷和老奶奶，点着煤油灯，在漆黑的窑洞里，颤颤巍巍的抚慰着，这个嗷嗷待哺、彻夜啼哭的婴孩。每每想到这样的一些画面，我都会泪水决堤。
三岁时奶奶死了，我还完全不能记事，今天没人能告诉我她的模样。我又被转手到舅舅家，由外婆照料直至六岁，外公教我在墙上歪歪斜斜的学写自己的名字，这算是最早的启蒙。七岁时，老家的爷爷去世，没人知道他与我分开后所经历的饥寒与孤独，我回到老家奔丧，但完全不懂生死究竟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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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岁后，我搬到了几十里之外的乡镇，从“黑娃”变成了城镇户口，在当年那个不足百米的乡镇街道，我得以“大开眼界”。今天看来，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惊艳”转型，却是我父亲穷尽他的社会资源，四处花钱打通关节，才让一个出生多年的生命，从行政上“准许出生”，自此得以公开面见这荒唐人间。
我在这个小镇里读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接受了当地“最好”的教育。父母和老师反复的告诉弱不禁风的我，“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虽然今天看来，但凡以“只有”开头的命题，大多都不见得正确，而且数十年无愧内心、不负韶华的求索，今天所能改变的依然是如此有限。但在那个一无所有的年代、一无所知的年龄，那些“错的知识”，却是唯一“对的方式”。
十八岁告别乡镇，前往省城兰州上大学。走在拥挤的大城市，分不清东西，看不懂红绿灯，不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连运用城市语言与他人交流都费劲不已，进到楼宇里因没有见过电梯而找不到上楼的入口。入学之后，更不知同学们所说的百度和QQ究竟为何物。但是，当我第一次站到黄河铁桥上，看到滚滚天河毕竟东去，回望无数岁月和山川，依然激荡起少年胸中的无限慷慨。
三年后，故乡传来父亲病逝的消息。回望来时路，从村里到乡镇，共有二十多里地，父亲用了一生才走完，给我办了城镇户口，奋力托举我上大学，完成这两件事就耗尽了所有。后来，我常想起他的种种执念，想起与他的许多次争吵，想到他最后的恐惧与绝望；还想到，他没能等到我成家，没能抱一抱小孙女，看到小家伙长的像我又像他。每一次想起这些，我都止不住奔涌的泪水。
我此生不负他人，唯独对不起父亲的养育之恩。后来我见佛就求、见神就拜，希望众神能保佑父亲，来生得以健康长寿、子孙满堂。转眼十四年过去，坟头荒草绿了一遍又一遍，每次来祭祀，我都怕你看到我满面尘灰的样子，纵使相逢应不识。“你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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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后，考研不第，跟随民工潮南下广州打工，因长期居住黑暗的握手楼和胶囊屋，后来造成了不小的心理疾患，奉劝后来者不宜模仿。一边风餐露宿，一边屡试不第，无法再返校园，大好青春与天赋岂容如此虚掷？珠水汤汤，人海茫茫，谁会购买这一腔才情与梦想？我经历过很多次失败，但从来都没有像那个时候，那样的切肤、蚀骨和无助。
后在母亲的召唤下，我回到老家的基层政府上班。知遇时任城关镇党委一把手的李四科书记，见我做事勤谨、为人忠诚，他便力排众议，任命当时只有24岁，且入职只有三个月的我，担任五里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半年后转任祁川村党支部书记、村合作社理事长。自此开启了一段对我后来产生深远影响的基层实践，并在这个过程中重塑了我认识这个社会的价值体系。
三年任期里，我将自己曾在书本上学到的西方经济和政治哲学，结合本土的地方性知识，在这个应用场景当中展开试验，成败得失都整理在了处女作《祁村奋斗》当中，出版后经由《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民主与法制时报》等媒体报道而进入公众视野。该书的后记中曾写道：“这一切的一切，对我个人而言，无所谓有意义，也无所谓无意义。思考的积习与写作的自觉，促成了这本不成熟的作品，算是对宝贵青春的交待。如果有一天两鬓华发，重拾这部年轻而充满瑕疵的作品，就如同遇见了当年不完美的自己，我将为那份勇敢、坚韧、执著、壮怀激烈，感动的泪流满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