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过方舱的不要、阳过的不要”，这是最近一段时间，不少上海求职者遇到的问题。
今年二月下旬，陈健从外地赶赴上海，在一家电子厂工作，三月底离职到期，被公司封控在宿舍，期间核酸阳性被带去方舱。如今他早已治愈出院，但是无论在求职群里，还是面试现场，找工作时不少企业都要求查验近两个月的核酸检测记录，并对“阳过”人员拒绝招录。
7月11日，一篇《“我躲在上海虹桥的卫生间，不知道去哪”》的文章引发全网关注，文中主人公因“阳过”而坎坷求职的经历，陈健感同身受。当天下午，在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发布会上，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尹欣对已康复的阳性感染者求职被歧视问题作出回应。尹欣表示，上海市各部门、各单位都应该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要求，一视同仁地对待新冠阳性康复者，不得歧视。
7月12日晚，陈健在接受天目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这两天去找工作时也感觉到了变化，没有用人单位问他是否“阳过”和进过方舱。感到振奋的同时，求职期间睡过天桥、地铁口和公园的陈健，和无数基层劳动者一样站在选择的岔路口：离开，还是继续留在上海。
初到上海后感染阳性
七月的上海最高温达到41℃，热浪阵阵。12日晚21时许，在上海浦东新区康桥镇的某处花园，陈健习惯性地打开随身携带的席子和床单，打算在这里对付一晚。
没有蚊香，没有充电宝，也没地方洗澡，稍微幸运的是没有保安驱赶。夜色中，陈健不敢接妻子的视频电话，熟练地挂断后按下语音键。这已经是自6月1日上海解除全域静态管理以来，他在上海“流浪”的第42天。
陈健求职时睡在天桥上 受访者供图
陈健是陕西人，今年38岁，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二月下旬，陈健和老乡一起来到上海，通过劳务中介入职浦东新区康桥镇一家电子厂。由于不适应厂里的快节奏，他提出离职，被允许做到3月底再走。然而到了3月中旬，厂里陆陆续续有员工感染新冠肺炎，没过多久电子厂连同宿舍一起被封控。
陈健只能在宿舍待着，每天进行核酸检测。3月25日上午，他的健康码突然之间变红，详情显示“待复核”。当天下午，他被通知收拾东西，当晚被送进方舱医院。
“里面简直是人满为患，我那时候才知道严重性。”陈健在方舱住了12天后，重新回到厂里，一直撑到5月下旬厂里解封。彼时，他已经辞职，被封控的2个多月里，没有收入，身无分文。
早前他听到风声，只要提供车票就可以出去，他第一时间联系老乡，让对方帮忙买了张火车票。但是到了虹桥火车站，陈健退缩了，他不甘心就这么回去，于是他退了票，打算重新找份工作好好干。手握200多元的退票款，陈健开始了极为坎坷的求职之路。
因为“阳过”求职屡屡碰壁
从5月下旬开始，陈健加了很多劳务中介群和中介微信，寻找各种机会。出乎意料的是，他发现不少企业都在招聘要求里写道，“阳过的不要、进过方舱的不要、阳转阴杜绝”。
他很纳闷，抱着侥幸心理，他打算去现场碰碰运气。他去了两个地方，被问及有没有“阳过”时，他尝试过隐瞒，但用人单位让他打开手机里的随申办，看看近两个月的核酸检测记录。
企业拒绝招录“进过方舱”和“阳过”人员 受访者供图
这样的要求，劝退了不少求职者。陈健说，他的老乡熬不住已经离开了上海，现在只剩他一个人，他也想过离开，但家里还有贷款等着他还……
后来，他随身带了床被子，开始在街头“流浪”，手头只有200元，只能省着花，一天吃一顿，也顾不得洗漱了。他待过公园、火车站天桥，还有地铁口，有时候下雨没地方待，他就待在店铺的卷帘门口，“起码有个屋檐可以避雨，一天能省几十块。”
连续找了好几天工作后，陈健都因不符合同一个条件而被拒录，他的心里直打鼓，甚至开始愤怒。6月10日，在连续收到贷款逾期通知的那个晚上，绝望的他躲进公园一座亭子，通过大V博主发布了自己的求职遭遇，引发不少网友关注。
第二天，浦东新区人社局的一名工作人员看到网帖后联系到陈健，给了他500元生活费，帮他联系了一家生鲜超市并顺利入职。但是陈健干了半个月，由于超市的工资只能解决吃住问题，他拿着挣到的1000元工资，选择了再次辞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