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另外两个超大城市——深圳和上海通勤变化则呈向好趋势。
深圳保持城市通勤的“优等生”，极端通勤比例仅12％，低于城市规模更小的特大城市平均水平；上海通勤稳步改善，2020年上海极端通勤人口减量最大，减少超150万人，2019～2021年，上海单程平均通勤时耗从42分钟减少到40分钟。
青年人通勤：近80%青年45分钟以内通勤可达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年4月发布的一部白皮书中，首次公布中国青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数据显示，2020年青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71.1%，比十年前增加15.3个百分点，高于整体常住人口城镇化率7.2个百分点。
6月，全国首批“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名单公布。全国试点城市（含直辖市的市辖区）有45个，包括一线城市，成都、杭州、长沙、海口等省会城市以及东莞等热点三四线城市。
报告称，在城市通勤人口中，35岁以下的青年“打工人”的通勤更需要关注。
报告显示，在北、上、广、深、成、杭6个受到青年关注的城市，近80%的青年就业集中在15公里以内的城市就业中心，但受到居住成本与社区环境影响，65%的青年人群居住在城市中心15公里以外。
图片来源：《2022年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
其中，近30%青年选择居住在城市中心15-20公里圈层处，接近北京五环、上海外环、深圳绕城高速，这一圈层青年居住比重高于城市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
“职”与“住”的空间分离，让极端通勤成为青年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报告显示，在44个主要城市1400万极端通勤人口中，有近600万青年人群。其中，北京26%青年人群单程通勤超过60分钟，上海13%、广州10% 、成都10%，通勤状况较好的深圳、杭州也有近10%青年承受着极端通勤。
“但值得注意的是，为了留出更多时间给生活和工作，青年群体优化通勤的主动性也更高。事实上，城市中心15公里圈层、轨道依赖轨道，都是青年平衡通勤与居住成本的选择。” 付凌峰称。
根据报告，在上述6个城市中，近80%青年45分钟以内通勤可达。即便是全国通勤时耗最长、极端通勤占比最大（30％）的北京，也有近60%的青年45分钟通勤可达，高于城市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
图片来源：《2022年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
为了让大城市发展对青年人更友好，报告建议，加快建设并推进完善保障性租赁住房体系，以减轻青年人和新市民“潮汐通勤”时耗。
报告以北京为典型举例称，邻近就业中心是青年对于居住的本源需求。20%长租公寓，能够提供10公里核心圈层内的住房保障供给，近40%集中在10-15公里（四环五环之间），与城市人口分布特别是青年人群居住空间分布高度契合。
“但受限与新增土地供给和保障对象以中低收入家庭为重点，北京近70%公租房、超过80%共有产权房主体分布也在15公里（五环）以外，8%的公租房、10%共有产权房位于城市中心40公里以外圈层，超出了城市通勤尺度的边界。”报告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