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一些地方将夏秋连旱，川渝等要警惕旱涝急转
王国复：像今年的高温，国家气候中心监测评估显示，从6月13日开始的区域性高温事件，其综合强度已达到1961年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强。这里的“综合强度”是一个很新的提法，以前没有这种表述，这意味着综合考虑事件的影响范围、持续时间和平均强度，是一个多维度概念。这其实暗含了气象灾害风险管理的内涵。
所谓新模式，其内核就在于“三个转变”。2016年12月1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意见》，提到要努力实现从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的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对气象部门而言，“三个转变”最终要实现的目标是从单纯的气象要素预报、预警，向灾害风险管理转变。
“风险”主要强调的是灾害损失及其不确定性。传统上，我们的工作就是评估气温、降水等不同的气象要素变化并研判未来趋势。但现在，灾害风险面向的是一个个具体的承灾体，即遭受灾害影响的主体，主要指人类自身或其生存的环境和拥有的资源。
灾害风险的科学内涵是自然灾害事件对人类社会可能造成的损失和影响，由两个因素决定：一个是自然因素，另一个是它影响的对象。雨落下来，不能构成气象灾害风险，更关键的是看雨落在谁头上？同样是暴雨，落在沙漠和海上，和在超大城市里，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截然不同。
现在，中央气象台更关注的是“基于影响的预报”，在关注对象上发生了重大转变。新的方法聚焦于“灾害天气产生了什么影响”？即承灾体和灾害事件、灾害过程，其中灾害事件包括事件强度、持续时间和影响面积，这些都是动态变化的，要结合不同的承灾体信息具体分析。
从2020年起，在国务院普查办的统一领导下，中国气象局在国家-省-市-县四个层级分别组织开展了第一次全国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在普查工作基础上，国家气候中心建立了客观化、定量化和精细化的综合气象灾害风险评估模型，模型建立的关键在于不同致灾因子权重的选择。一种灾害可能有上百种致灾因子，且不同地区减灾救灾需求不同，有些地方可能更关心大风，有些地方对温度格外敏感。致灾因子权重选择必须具体到县域一级，这就是为何风险普查也必须落实到县域尺度。
中国新闻周刊：综合气象灾害风险普查以及风险管理面临的挑战主要是什么？
王国复：这里的“综合”，强调的是管理、理念和技术上的“综合”。在管理层面，开展风险普查时，不能仅靠气象部门，还需要协调多部门共享数据。当下在数据精度、多源数据的共享方面，仍面临一些挑战。不过，这是一项长期的、开放性的工作，后期在业务实践中也会对实时数据进行搜集入库，待若干年后再利用丰富的样本来进行统计分析。
灾害风险管理是一个交叉学科，不仅涉及大气科学，需要了解灾害的形成机理、分布、演变规律和未来的趋势，还涉及灾害带来的影响、损失，及灾害的放大效应，国家各级的治理方案等，要有灾害链的概念。对于一个灾害事件，链条上不同力量要进行综合研判，才能为国家决策提供更加可靠的服务。
中国新闻周刊：具体来讲，灾害综合风险评估如何与后续的应急响应更好结合起来？
王国复：灾害风险预警更强调影响。基于承灾体信息的不断完善，后续可能会发布针对具体承灾体的预警。比如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风险，会提示出未来一段时间风险高的地区，这些地区身体承受能力较弱的老人或病人需要注意做好防暑以及应急就医准备；干旱对农作物的影响，预判出对作物生长有显著影响的地区，该地区根据预警提前做好相应的抗旱物资准备等。
这个过程中的主要挑战在于预判的准确性，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气象预报预测结果，这取决于当前天气和气候模式的预报能力。
另一方面是风险评估模型本身，在模型指标方面还存在一些技术难题，有时在进行风险识别、预估时，会出现“空报”、评估出来的高风险区域过小、低风险区域过大等情况。此外，风险预估精度也不够。2022年6月30日在广东登陆的“暹芭”台风，我们利用模型成功地进行了灾害风险评估，但事后验证发现，由于模型精度不够，一些有受灾损失的区域没有识别出来。下一步，会继续提高模型的识别率和准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