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虚拟电厂发展比中国早十年左右，欧洲以电源型虚拟电厂为主。美国虚拟电厂则以负荷型的灵活性资源为主。当前，美国许多州都在尝试家庭虚拟电厂，即以家庭的屋顶光伏和储能设施构成一个个发电单元。
中国虚拟电厂的示范项目从2018年前后开始落地，现阶段大多数虚拟电厂是负荷型。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地虚拟电厂项目发展最快。蒋雪冬解释，一方面，这些地区电力供应主要靠外电输入，缺电问题较突出；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达， 这些地区的用电负荷增长很快，保供压力巨大。
中国虚拟电厂的赛道上，参与者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电网公司，即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及其子公司，居于行业中核心地位，大多数示范项目都背靠着电网公司，它们具有天然优势，且财大气粗；第二类是发电集团如国电投、华能、国能、大唐等，本身坐拥有丰富的分布式电源，也有新能源消纳压力；第三类是一些民营能源数字化公司或能源科技企业，还有部分储能、光伏商近期也在布局。“但总体而言，民营企业占比很小，不是什么人都能成为玩家。”蒋雪冬说。
上海作为最早开始进行虚拟电厂试点的地区之一，黄浦区的商业建筑成为了中国负荷型虚拟电厂的一个典型场景。以商用大楼宝龙大厦为例，据上海经研院规划评审中心杨建林博士介绍，冬夏两季用电高峰期，虚拟电厂通过对大厦各楼层中央空调的预设温度、风机转速、送风量等参数进行一定柔性调节，可以在不停机、不影响用户使用的前提下，为电网释放出100千瓦电能，实现对资源的最优化利用。
当黄浦商业建筑虚拟电厂2021年正式投运后，区内超过200幢大型商业建筑，每一幢均具备约200千瓦的柔性负荷调节能力。截至2021年11月，虚拟电厂已累计调度超1700幢次/27.8万千瓦，单次最大削减负荷50.5兆瓦，柔性负荷调度能力超过10％。
很多人设想的未来能源场景中，路上跑着的每一辆电动车都是一个“小型发电站”，这一设想如今已照进现实。2022年起，PG&E开始与福特和通用汽车进行试点。据PG&E估算，一辆福特的F-150“闪电”全电动皮卡可以为一个家庭提供3~10天的电力，正在美国公路上行驶的所有电动车的电力总量，大约相当于1100万个Powerwall。
升级版的需求响应
蒋雪冬认为，今年以来，国内虚拟电厂的高速发展是“从量变到质变”。
2021年以来，国家层面的能源规划、低碳转型、碳达峰行动方案和新型储能指导意见等政策中，都明确支持虚拟电厂参与调节电力系统，电力辅助服务、现货市场交易等。北京、内蒙古、河南等多地将虚拟电厂写入其“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中。2021年8月，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并网主体并网运行管理规定》《电力系统辅助服务管理办法》（下简称“两个细则”）修订征求意见稿中，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将电力辅助服务提供主体由发电厂扩大到虚拟电厂、聚合商等。去年底，“两个细则”出台。“这相当于虚拟电厂市场地位被官方正式确认，从这一角度而言，它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功能和产业定位。”刘沅昆解释。
目前，中国的虚拟电厂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主要是从邀约型向市场化的过渡期。所谓邀约型，本质就是人们更熟悉的需求侧响应，需求响应是通过激励机制让用户自主调整其用电行为，比如高峰时降低负荷，政府则对这种“响应”行为予以补贴。
蒋雪冬指出，国内虚拟电厂就是在需求响应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这就是为什么现阶段中国大部分虚拟电厂都是负荷型。只不过，虚拟电厂把需求响应做得更加物联化、自动化和数字化，并加强了整体上的控制，相当于传统需求响应的升级版。”他解释说，“最早让工商业用户做需求响应，都是靠一个个打电话、发短信，告诉他们怎么参与响应。”
但这也是当下虚拟电厂商业模式难以真正走通的主要原因之一。蒋雪冬解释，因为需求响应主要的收益来源就是“吃补贴”。但补贴并非一种常态化机制，资金不稳定，且用户能够参与的次数有限，“最初每年也就1~2次，近几年有所增加，一年也就是10~20次，频次也不高”，因此对用户参与的总体激励不足。
根据浙江省发改委公布的2022年夏季电力需求响应情况，今年7月16日至8月7日间，浙江省共开展电力需求响应16次，合计参与43.83万户次，累计降低电网高峰负荷5200万千瓦，总补贴约5.46亿元，补贴金额4元/千瓦时封顶。从8月某次全省日前（即运行前一天对电量交易）的削峰需求响应补贴来看，用户参与响应的单次补贴收入少的只有几百元，多的也就几千元，极少数能达到上万元。“对一个大型工业用户而言，假设按4元/千瓦时补贴来算，如果每年参与十几次响应，补贴的收入也就几十万元，但它每年缴纳的电费可能要达几千万元。”蒋雪冬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