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投之所以快速“跑步”进场，一方面是响应政府的救市行为。在民营房企因流动性问题而无暇他顾之际，城投的“托底”有利于降低流拍率，维护土地市场稳定。另一方面，城投公司也有自身的融资转型需求。
自2021年7月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保险机构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的指导意见》以后，城投平台便逐渐脱离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属性，更多参与到基建与地产的联动开发业务中，成为城市投资运营主体，以实质性地解决经营性的收入。
而此次房地产市场遇冷，也为城投公司拓展地产开发业务，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从它们的主营业务范畴看，大多涉足房地产、土地整理、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这成为城投公司持续推进项目的底气。而且，有了类似“保障性租赁住房有关贷款，不纳入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等的政策支持，手握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的城投平台，无论最终是寻求代建，还是与地产商合作，资金问题都较容易解决。
在城市更新领域，城投平台也站了出来，不断接手民营房企手中的旧改项目。这种现象，在大湾区的广州、深圳等地最为普遍。这些城投主体，早已对旧改行业有所涉猎，因此接下相关的旧改项目，可谓轻车熟路。
广州城投全称为“广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由广州市国资委、广东省财政厅各持有90%、10%股权，注册资本为175.24亿元，主要从事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建设、运营和管理。过去一年，常常能看见广州城投底价摘地的身影。它旗下现有上千家间接持股企业，其中有两家带有“城市更新”字眼，分别为广州城投城市更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城恒城市更新投资有限公司。另一“国家队”兜底成员——科学城集团（全称“科学城广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它旗下也拥有注册资本达30亿元的科学城（广州）城市更新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城更业务的实施主体。
未来，城市更新的定位，不是房地产开发，而是偏向公益性、可盈利的发展方向，这正为城投平台提供了较大的发挥空间。与传统的保障房、棚改、旧改项目相比，城市更新具有更强的市场化属性，参与城市更新符合城投转型大趋势，满足不新增隐性债务要求，是城投平台参与土地一二级开发的重要突破口。
城投平台是地方政府融资的主要手段，地方基建任务交由城投平台相比普通企业则更受政府信赖，与生俱来的地方基建功能属性是城投平台赖以生存的本源。相比大部分融资，城投债仍保持刚兑。在推介相关产品时，相关方面将其作为优势之一，如城投债全市场无一例未兑付记录，安全性远高于非标类产品；在公开市场发行的金融产品，城投不兑付的成本极大等。
城投融资就要看当地的经济实力，经济越好的融资成本越低，难度越小，经济条件越差的都没法公开发行债券。所以经济好一些的地方政府会打造几个信用评级不错的发债政府平台，但是贫困地区因为预算收入太少，它就很难有优质的政府发债平台。
地方政府对于城投平台的支持与救助已经变为“成本—收益思维”，地方政府势必权衡救助的成本和救助的收益，通过保持良好的政府形象，来确保融资通道顺畅，以期长久稳定发展。其次，城投无法割裂几大类资产的：围绕土地的平台、地产，委贷为核心的类信贷业务。那么从监管而言，监管的基调也是渐进式整改，警惕监管引发的风险。因而把以往的操作模式梳理和增加信息披露，也不失为一种创新。城投融资既打通资本市场，也能够促进国企承担起真正的委托、融通等聚焦财富管理、社会服务的职责，而不是制度套利。
2008年，金融危机下，城投平台迅猛发展；但2014年之后，地方政府与城投公司的“政企不分”，也导致了后者的定位模糊。如今，他们通过纾困民企、收购资产或股权，便可以为自身开拓了经营性业务，实现业务多元化，为未来融资发展奠定基础。
作者：唐健云，北大纵横特聘合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