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记得，有一名十六七岁的小女孩患有严重的强迫症，总认为自己关注异性隐私部位，是一个很“肮脏”的人，因此上课低着头，不敢看黑板，一旦被异性碰过后就要在家里不停清洗。
父母起初认为这不算病，也没想过带孩子来看看，但小女孩自己拿着压岁钱来看病，治疗一段时间后疗效很显著。然而父母知道后，却不认为这是治疗的效果，而是自己的教导和监督起了作用，家人的不理解让女孩不得不暂停就医。由此可见，让患者家属理解和配合治疗仍然有大量工作要做。
王振表示，虽然强迫症患者有着“易感性”的生物学基础，但外界压力的刺激、不良的生活经历和教育方式会在后天产生影响，经常是让患者真正发病的直接原因。
“有的父母向医生抱怨，自己从不对孩子成绩提要求，但家长得知孩子取得的成绩所表露出的情绪或行为，青春期孩子都看在眼里，他们往往内心很敏感，本身追求完美、自我要求高的孩子尤其容易患上强迫症。外界不良的情绪影响、学业压力、同辈的竞争，都可能成为诱发强迫症的重要外部因素。”王振分析。
精神类疾病治疗须被重视
“社会上很多人认为癌症会给家人甚至社会带来很大影响，但对于很多精神疾病，人们没有这个意识，认为因病致贫不会发生在诸如强迫症这类精神疾病上，但事实上很多人会因此失业、失学，甚至失去社会生存能力。”王振说。
早在2019年，王振牵头做过一项覆盖全国12个省市的调查，每年因强迫症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330亿元，包括患者的就医费、误工费、交通住宿费，以及家人的误工费等。
2015年，一对老夫妻带着30多岁的儿子前来就诊。儿子在高中时期成绩很好，但高考前半年生病，出现了许多强迫症状，他需要花3个小时上厕所，总怕脏、怕伤害别人，怕自己说了不尊重别人的话，成绩因此一落千丈，最终只考上了大专。
在当地治疗了十几年，由于用药不规范，儿子的健康出现了很大问题，还一度受骗，花费数万块尝试“偏方”，却没有换来任何疗效，在当地医院还被误诊为“精神分裂症”，家人最终东拼西凑，攒了几万块想来上海最后看一次病。所幸，经过近一年的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等，儿子的症状明显得到了好转，这对老夫妻反复向王振说着“谢谢”。
“强迫症的诊断和治疗难度都较大，有些病例的治疗是长期的，无论是全国各地，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着强迫症治疗不规范的情况，如果无法对症下药，极有可能让整个家庭因病致贫。”王振说，前些年，经常在很多外省市转诊来的患者身上见到治疗不规范的情况，近些年来，随着学术团体的专业推广，药物治疗逐渐规范化，心理治疗和综合治疗能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中国首个“脑起搏器”临床试验正在开展
在王振的门诊中，以来自全国各地的难治性强迫症患者居多，下午的门诊常常要看到晚上9-10点，最晚一次晚上11点才结束，但很少会有病人抱怨，因为对患者来说，这里是他们共同认可的治疗强迫症的“终点站”，常有患者家属说：“如果这儿也治不好，那我们只能放弃治疗了。”
“患者群体常常会把‘强迫症’称作‘精神癌症’，这主要是说强迫症难治，但并不是不可治，是要找到恰当治疗的办法。”王振说，强迫症在国际报告的研究数据中治疗有效率为40-60%，但其中只有20%能达到临床治愈。王振进一步表示，在临床上，强迫症的误诊率仍然较高，一部分症状内容比较荒谬的患者常常会被误诊为分裂症等其他精神疾病，同时，治疗规范与否以及家人的配合程度都会影响疗效。患者的个体差异也很大，就算使用了心理、药物、神经调控疗法，仍然有15-20%的患者疗效较差，从而发展为难治性强迫症。
目前，对于药物效果不好，或是不愿用药的较严重的强迫症患者，可以通过无创的经颅磁刺激、经颅电刺激等方式进行治疗。强迫症研究团队也已建立脑影像疗效预测模型，可以评估哪类患者适合开展这些治疗、可能的疗效如何，从而为其降低治疗成本。
王振介绍，当前，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中科院神经所以及一家创新企业合作，正在开展脑深部电刺激（DBS）治疗难治性强迫症的研究，或许将为难治性强迫症患者带来曙光。
脑深部电刺激（DBS）又被叫做“脑起搏器”治疗，目前已经启动的全国多中心临床注册试验是首个采用国产“脑起搏器”治疗难治性强迫症的项目，也是首个采用国际领先的双靶点刺激技术治疗精神疾病的大样本临床研究，目前已经有30余名难治性患者接受了治疗，最快有望于2023年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