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降低城镇化的发展速度
宋 圭 武
城镇化是文明和进步的支点之一。100多年前恩格斯说过，250万人集中于伦敦，使每个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城镇化发展，无疑是经济繁荣的象征，也是其强大的动力。但城镇化发展速度过快，也未必就是好事。城镇化与工业化以及农村自身的发展，必须要协调推进，否则，城镇化就会变成社会经济发展的累赘和麻烦，而不是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城镇化也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目前，我国城镇化如何发展，一些学者如厉以宁等仍坚持认为，中国应更进一步加快城镇化的进程，认为这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基础，也是推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但笔者认为，从中国发展的现实看，目前，我国应放缓城镇化的速度，而不是加快。
首先，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吃饭问题是一个头等重要的大事，中国的粮食产量必须要建立在自给的基础上。为此，必须要对耕地实行保护政策，要限制盲目圈地，要防止城镇化对农村土地的过度侵蚀。而一些地方所推进的城镇化，实质是土地的城镇化，而不是人口的城镇化。原国土部部长徐绍史在其署名文章《落实节约优先战略，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半月谈》2月17日）中提到“从1980年到2005年，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急剧扩张的时期，与日本的快速发展时期相比较，我国GDP每增长1%，对土地的占用量差不多是日本的8倍。”这样发展下去是十分危险的。
其次，降低城镇化速度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我国城镇化所导致的工业化，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属于高污染行业，这对可持续发展是十分不利的。联合国一份报告指出，虽然城市面积只占全世界土地总面积的2%，却消耗着全球75%的资源，并产生了更大比率的废弃物。目前，我国坚持可持续发展，降低城镇化速度应是一项重要举措。
再次，城镇化的基础是工业化，而中国的工业化目前并没有为城镇化提供一个稳定的基础。大部分的城镇，实质是只有人口，而没有产业。没有稳定的工业化，城镇化就是空中楼阁，城镇化就是贫困化，就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另外，没有工业化，城镇化所造成的繁荣也是短期的，而不是长期的。
第四，要正确看待二元经济和社会理论。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一个社会存在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这是不合理的，本质是不公平的，应当将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尽可能或尽快变为一元的形式。一些学者强调加快城镇化，也就是立足于这种观点。本人认为，对于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我们要辩证看待。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不通过二元，而要直接实现一元，这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也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要经过的一个阶段。另外，任何转变都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还有，转变也需要有一个好的内外部环境。从我国情况看，目前，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应是一个长期过程，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就发展成与城市一样的水平；另外，国际环境也不容许我们的工业有一个较快的发展，这就限制了工业对农业的带动作用。所以，我们要正确面对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这里，我们转变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主要应是转变不公平的制度为公平的制度，而不仅仅是要将农村人口城市化。
第五，中国的城镇化不应照搬西方的模式。一是西方的城镇化是建立在全球化经济分工优势的基础上的。没有全球化分工经济优势的支撑，西方的高城镇化率就是一个问题。而我国就没有全球化经济分工优势的支撑。二是西方的要素结构和我国不一样。这里人口要素和土地要素以及资本要素我国与西方国家都有区别，这种区别必将导致城乡结构是不同的。因为城乡结构最终也是这诸多经济要素运动的一种结果。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城镇化模式，认为人家已经实现了80%或90%的城镇化，我们也应向这个方面努力，这实质是一个误区。我们的城镇化应是根据我们的要素结构来决定合适的速度。从长远看，我国的城镇化率保持在50%左右的水平应是一个稳妥的水平，否则，就是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