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应是国家的一贯政策
宋 圭 武
在实际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贫富差距总是实际存在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国家政策调控层面，坚持共同富裕应是一贯原则。国家政策的首要价值应是公平和正义。
一、先富带后富：有难度
首先，从人性角度看，先富带后富，就有阻力。人的成功更多来自于相对效应。先富带后富，必然减少富人的相对效应，这对先富者而言，就是痛苦。所以，先富带后富，有一个前提，就是先富者要更富，这样就有可能容许其他人在绝对量上更富裕一些。也就是说，在有些人先富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生绝对贫困减少的情况，但要减少相对贫困，就是问题。而贫困，不仅包括绝对贫困，也包括相对贫困，而且相对贫困是更重要的贫困问题。
其次，从社会制度角度看，先富带后富，也有问题。在容许资本所有权的社会里，先富就会有许多优势，就可能利用先富所产生的资本优势，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马克思所说的两极积累情况：一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贫困的积累。
再次，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看，先富带后富，也是有困难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贫富差距，更多是借助于国家调控手段来调节拉大趋势，靠市场自发调节是很难的。而国家能否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调节贫富差距，这就与政治体制有关。当政治权力所有者本身就是既得利益集团时，国家调控的有效性必然是有限的。近些年，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生的各种问题，其深层根源都与贫富差距拉大密切相关。
二、国家政策的首要价值：公平和正义
首先，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因为大家普遍贫穷，就只能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一个贫穷的社会，更需要的是社会公正。罗尔斯认为，公平和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就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公平、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公平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可逾越。因此，公平正义也就否定了一部分人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在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公平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另外，没有公平，发展就没有社会效率，只有个人效率。因为没有公平，发展就是异化的，发展就是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过程，最终得利的，只是少数人而已。有了公平，就有了社会效率，最终也就有了个人效率。因为有了公平，劳动者的贡献就有了回报，于是，就会有更多的劳动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发展也就有了社会高效率，同时，最终每一个人也得到了好处。人类历史的演进，实质是公平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是一次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但根本原因是奴隶得到了解放，奴隶取得了公平的地位，从而社会也就释放出了更多的劳动活力。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是一次生产力的解放，同样，根本原因也是公平。由于有了更为公平的制度设定，也就激发了资产阶级的活力，从而也就使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比以前社会更大和更多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社会，从建立之日起，就宣称自己是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理应要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为公平。社会主义社会，应当要消除一切基于权力、金钱等为基础的不公平。在现实中，一些落后国家为什么一直落后，不公平的制度是关键原因之一。特权总是将多数人的利益据为己有，这既调动不了大多数人劳动的积极性，也导致了一种异化的竞争，就是对特权和权力的追逐，从而导致社会资源过多配置到了非生产领域，生产效率也就无从体现。
其次，国家是公正的代言人，所以，国家制定政策的主导思想从一开始就应是共同富裕。在实际的经济实践中，可能有一部分人确实先富起来，甚至也有可能产生贫富差距拉大问题，这在有些情况下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国家政策层面，就不应只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始终要坚持共同富裕的方针。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制定公平、公正的竞争规则，并保证有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结果。若国家政策偏向某一部分人，这样的政策就是不合理的，就是需要修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