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怎样才算公平？从现实的角度看，笔者认为，公平的内涵应主要包括如下内容。其一，社会应尽可能实现个人之间具有相同的选择自由。就是在选择的自由度上，要更多强调机会均等。首先，自由并不是无限度的。个人的自由总是要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同时，个人的自由也必须要考虑到自己在行使自由时对别人自由的限制，所以，自由是有限度的。其次，对于有限度的自由而言，公正的自由分配原则就是大家均等，不能有些人有较多自由，而另一些人有较少自由或没有自由。其二，社会应尽可能实现个人之间严格的按劳分配。劳动代表了一种贡献，按劳分配就是按贡献分配。这既符合公平原则，也符合效率原则。因为社会若不实行按劳分配，一些真正为社会做贡献的人，就没有做贡献的激励，社会发展就缺少了动力。同时，不实行按劳分配，也使少数人坐享其成，社会就是奴役性的，这也是以往不合理社会的典型特征。其三，社会应尽可能保证先天资源收益的平均分享。对于人类而言，先天资源，就像一个没有失主的黄金，其公平的分配原则就是收益平均分享。比如土地，就是先天资源。马克思指出：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这里笔者认为，对于先天资源收益，关键不在所有权，关键是要实现收益的平均分享。但由于在收益分配中，所有权具有强势地位，所以，国家要对所有权进行限制，要通过税收等多种手段，实现全民在先天资源收益方面的平均分享。其四，社会应尽可能保证每个人都有相同的实现能力。这一点与阿马蒂亚·森的观点有些相同。有相同的选择自由，同时，实行严格的按劳分配，以及相同的先天资源收益分享，还构不成完整的公平内涵。由于每个人自身条件总是不同的，如家庭的贫富差别、个人身体素质的差别、运气的不同、地理环境的不同，等等，这些条件会最终制约到选择自由和按劳分配以及资源分享的有效性。所以，社会应尽可能要采取一些补救措施，要充分关注个人能力的发展。社会虽然不能做到每个人都有相同的发展能力，但也应至少要让大多数人都有相同的发展能力。
三、实际谁应先富起来：真正搞科研的人
在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中，虽然我们要求国家在政策层面上要提倡共同富裕，但在实践上，要真正实现共同富裕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人的劳动能力毕竟是有区别的,另外，再加上各种因素的影响，实际的贫富差距总是难免的，也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在这种情况下，让真正搞科研的人先富起来，就比较符合公平和效率有机统一的原则。比如，袁隆平院士领衔和指导的“V两优2号”百亩超级杂交稻试验田亩产达926.6公斤。这一成绩不仅创中国大面积水稻亩产最高纪录，还意味着如果这种水稻能够得到推广，可以多养活4～5亿人，造福整个人类。仅这个项目的成功，袁隆平得到几亿奖金也不为过。像袁隆平院士这样真正搞科研的人，应当是社会首先富起来的人。首先，让真正搞科研的人富起来，符合公平原则。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劳动是一种复杂劳动，所以，让真正的研究者得到优厚的报酬，也符合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有机统一。其次，让真正搞科研的人富起来，也符合效率原则。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先进的科学技术是提高社会生产率的核心变量。让真正搞科研的人在分配上得到实惠，可以有效调动科学研究者的积极性，从而也就有利于最大化提高生产率水平。这对社会和科学研究者个人，都是有好处的，而且得益最大的，应当是社会，而不是科学研究者个人。当然，让真正搞科研的人富起来，但并不是要让要所有有知识的人富起来，二者是不一样的概念。有知识的人，若不将知识用于改造社会和服务于社会，比如不用于教学或研究，这样的知识就仅仅是个人性的，社会和国家也就没有理由为其支付报酬。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个人的知识只有变为社会的改造力量，个人的知识才有价值，个人才有理由取得价值的分配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