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表明：人们更厌恶损失。比如，一个人损失100美元的效用损失是得到100美元效用增加的两倍，也就是说，一个人增加200美元，其效用的增加量等同于另一个人损失100美元的效用减少量。所以，若将富人的100美元转移到穷人手中，富人实际损失的效用可能是200美元的效用，而穷人实际得到的是100美元的效用，这样全社会的总效用未必就是增加的。
另外，由于富人的边际效用递减，富人要得到同样的效用需要更多的财富收入，所以，富人对财富的占有欲更强。在这种情况下，富人由于对金钱的占有欲更强，会更厌恶损失。
所以，我们要研究等值财富的效用变化时，不仅要分不同的人群考虑，还要分损失还是获得两种情况。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同一财富所体现出的效用变化是不同的。
根据这点，我们也得到有关改革的一些启示。
由于直接转移富人的财富到穷人身上，全社会的福利未必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分配制度要优先考虑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对社会总效用增加不利。钱一旦落入口袋，再拿出来，就是问题，效用损失就大。
另外，社会改革，不要随意没收富人的财产，重要的是改革制度。想当初中国的公社改革，让富人财产归大堆的办法，对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是极为不利的，应考虑采取入股或赎买的方法。
还有，改革要注重增量部分的改革，存量部分要尽量保持稳定。也就是要提倡新人新办法，旧人旧措施。这样对保持社会稳定和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有利。
（八）首次提出经济增长的三重动力论
笔者认为，经济发展动力呈三层结构。表层动力是经济要素和经济结构动力。经济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源、环境、技术等；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城乡结构等。优质的经济要素和合理的经济结构，是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在表层的下面，是制度动力。制度包括微观制度和宏观制度等。制度更先进，经济发展动力必然更充足。在制度动力的下面，是文化动力或人文精神动力。这里的文化或人文精神主要是指一个民族或地区内人群所具有的深层价值观。不同的价值观或不同的人文精神取向，必然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作用力。另外，三层动力并不是分离的关系，而是三者互相影响和制约，尤其是制度和文化，更具有密切的互相作用关系。其中，文化制约制度的选择，而制度对文化动力的发挥又有反作用，若制度不合理，文化或人文精神动力也不能得到有效发挥。最终，特定的文化和制度，决定了经济发展交易成本的大小。最终，三层动力互相耦合，形成经济发展的总合力。
（九）提出并分析“斯密悖论”并不是悖论
英国学者亚当·斯密在1759年出版的伦理学专著《道德情操论》一书中认为：同情心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而在1776年出版的经济学专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斯密又认为：在经济生活中，一切行为的原动力主要是利己心，而不是同情心或利他主义。人们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也促成了社会利益。这一明显的矛盾，被德国学者约瑟夫·熊彼特称为“斯密问题”或“斯密悖论”。
笔者认为，所谓“斯密悖论”只反映了斯密观点的自我矛盾和冲突，而在现实世界，并不存在“斯密悖论”。社会进步的真正动力是利他或道德，而不是利己。
首先，利己是个人进步的直接动力，但不是社会进步的直接动力。利己要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必须要受到特定的制度约束，才有可能转换为社会进步的动力。对此，斯密也认为，利己的人经过市场的自由竞争，最终利己转换为社会进步的动力。所以，斯密在论述中实际上是自己也否定了自己的观点。其次，在现实中，由于很难找到一个完美有效的制度设计，来约束人的利己主义，所以，利己主义往往对社会进步产生诸多破坏。再次，在现实中，若一个社会富含利他主义精神，社会进步就容易很多。一是社会富含利他主义精神，会大大减少制度的设立成本和监督成本。二是社会富含利他精神，产品质量更有保证。三是社会富含利他精神，产品价格会更合理公道。四是社会富含利他精神，社会更容易建立更公平的制度。五是利他的社会，本质是无异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