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经纬5月19日电:平台让我们变窄了吗？
作者Xi天阳被北京大学院长聘为副教授。
引言:网络平台为用户创造了个性化的信息环境，但也迎合了“物以类聚”的社交本能，产生了信息茧效应。未来，我们应该保持多元化和开放的格局，在尊重差异和鼓励竞争的氛围中，促进一个相互理解和联系的世界。
近日有媒体报道提到，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发布了《中国大学生婚育观报告》，结论显示“App(手机软件)的使用习惯会影响大学生的婚育观，其中微博的使用与大学生的婚育意愿负相关，虎扑的使用与大学生的生育意愿正相关， 豆瓣的使用与女性的生育意愿呈负相关，小红书的使用与女性的婚育意愿呈正相关。 "自媒体几经转载，报道标题演变成了《刷微博豆瓣影响结婚生子！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教授呼吁年轻人少上网，引发热议。网友立场差异明显。在对抗中，肉眼可以看到不同平台粉丝之间天然的鄙视链。来来往往真的很热闹。
婚姻、家庭、生育——夹杂着性别、“内卷”、“平躺”等问题，是现时代全民的痛点。正因如此，在网络讨论中很难发出统一的声音。上述媒体报道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们对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的叙述方式暗示，特定类型的社交网络或知识分享平台可能要对一些不恰当观点的形成乃至网络舆论的不均衡负责。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暗示来自媒体报道。由于网上找不到报道原文，很难确定“APP使用影响婚育观念”的观点是来自报道还是记者个人的理解。
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可能是一条金科玉律，老师在启蒙阶段的常识就是请示。如果要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逻辑来质疑上述结论，自然可以说，上述结论颠倒了因果关系——实际情况可能是生育意愿低的人更多使用豆瓣，生育意愿高的人更多使用小红书；但这两类人对豆瓣和小红书的偏好，与其学历、收入、职业、地域等因素有关。因此，影响生育意愿的不是APP，而是生育意愿及其底层因素塑造了对APP的偏好。
这是一个简单的反驳，但并不能打消所有关于网络app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公众意见的疑虑。事实上，上述另类解释可能呈现出更严峻的前景:教育、收入、职业、地域、社会关系差异较大的年轻人理性选择更符合自身价值观和感受的app，通过app的使用和网络互动相互认同，形成思想统一、观点一致的集群。换句话说，APP虽然没有直接改变民意，但可能维持了群体意见的两极分化，按下了社会分层的加速器。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在2006年出版的《信息乌托邦:多少个头脑产生知识》一书中，提出了信息茧的概念。在桑斯坦看来，对网络平台和社交媒体的依赖，让现代人像春蚕一样，自我困住，毫无察觉。互联网为创造个性化的信息环境提供了便利。久而久之，人们习惯了与自己超然的价值观和情感一致的同质观点，对不同意见的容忍度越来越低，对世界的认知越来越窄。为什么信息茧的问题在互联网时代变得更加突出？这背后有很多原因。
首先，网络技术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信息选择机制。在《信息乌托邦》中，桑斯坦提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开发的网络应用“每日我”，它允许用户根据自己的背景和兴趣选择个性化的新闻内容。这项技术是2006年创新的，现在是新闻网站和平台app的标配。更重要的是，用户可以过滤掉不符合自己位置偏好的媒体。针对这种情况，桑斯坦建议遵循传统纸媒“平衡报道”的监管要求，要求网络媒体在报道中提供不同阵营的链接。比如，对于同一个热点事件，CNN网站的报道底部要包含FoxNews的链接，FoxNews的报道也要包含CNN的链接。从历史上看，这一倡议永远停留在乌托邦。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只需点击“不要观看/屏蔽该用户内容”就可以实现信息过滤，更不可能在媒体上实现信息平衡。
其次，社交网络增加了同龄人的压力。在英国退出欧盟公投中，18-24岁年龄组中有27%的人投票支持英国退出欧盟，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比例。然而，由于欧盟在青少年中占多数，并且在社交媒体上极其活跃，少数人隐瞒了自己的立场。投票结果公布后，欧盟的反应是震惊、惊愕和极度痛苦的失望。如果他们能早点听到不同的声音，可能就不会受这么多苦了。在美国，Twitter用户也有同辈压力——自由派比例更高，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推特上的声音大多符合美国主流价值观。看到有留学生发了不符合美国“政治正确”的评论，然后自己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