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多元文化之所以多样，是因为它是流动的，是因地制宜的。文化不是不可动摇的铁板，更不是可以作为免死金牌的通行证。就跨国流动而言，对外国文化的无知当然会带来整个生活的各种重新调整，但我们通常不主张可以无视对方在外国的法律、宗教文化等习俗。有一个有趣的反例，说明了所谓文化观念的浮动:大型超市家乐福的中国分店在销售狗肉制品时，人们并不将其视为符合中国饮食文化的法国公司，而是在动物保护团体和市民的要求下，将狗肉下架。虽然他们没有承诺以后不卖狗肉，但还是可以看出文化和美食的关系并不是那么自然和稳定。
此外，尽管多元价值观是民主社会的重要资产，正如约书亚·格林(Joshua Greene)在《道德部落》(Moral Tribes)一书中曾经提醒的那样，多元主义在形而上学层面上是重要和正确的，但落在我们生活的现实环境中，它对我们解决问题没有太大帮助。如果我们只是坚持捍卫每个人都信奉的正义、道德和文化，这将有助于我们解决问题。
更重要的是，所谓的“传统文化”也可能是商业营销的结果或质变。以玉林狗肉节为例。2014年的一份报告指出，一个狗肉节的收入，包括交通、住宿、旅游等。，可以达到1000万人民币左右。巨大的经济利益让狗肉节成为当地民众的重要期待，虽然这种所谓的文化传统“是最近十年才兴起的”。其实要说“传统文化”，隔壁的贵州，吃狗肉的传统比玉林更有名更悠久。然而，世界著名的“花江三绝”(花江狗肉、花江米粉、花江酒)之一的“花江狗肉”，当地已不再推荐。贵州媒体人孙的说法相当值得注意:
至于“传统”，没有人能和贵州花江狗肉相比，它起源于三国，有上千年的历史。说花江狗肉既是一种美食，也是一种文化，一点也不为过。但为什么听不到贵州人渲染“六月六”民族节日？因为无论是古老还是传统，都不代表可以超越时代人类的共识。就吃狗肉而言，能不吃就尽量不吃；退一步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但如果把它当成一个“节日”，甚至包装成一个“产业”，必然会引起公愤。
本文所说的“时代共识”，其实就是文化的真谛。文化反映的是某个地区的某些人在不同时代的生活方式。不需要被神圣化，也不应该被妖魔化。如果能以这样的眼光重新强调文化的意义，我们就真的可以冷静地寻找属于这个时代，属于我们这个地方的文化的独特面貌。
丹·巴伯曾在《第三个盘子》一书中引用美国自然作家温德尔·贝里(Wendell Berry)的话，强调“食物是一个过程，一个关系网络，而不是单个的食物商品”。如果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待食物，我们会发现，情感、认知、人性和文化永远不能孤立地讨论单一“成分”的适当性，因为它们同时作用于我们的食物和农业系统。重点不是某一种食材能不能吃，而是我们为什么吃，怎么吃？如果从系统的角度来讨论，会发现无论哪一个条件被视为优先，都是殊途同归。换句话说，我们不必声称饲养是残酷的，我们可以不同意这种饲养方式背后的农业制度——尤其是，我们会发现，这种饲养方式获得的鹅肝或肉根本不好吃。
第三个餐盘
[美]丹·巴伯，郭宝莲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7月
邓子云(豆豆饰)在《动物国度的流浪者》一书中，记录了一段在印度那加兰邦传统市场遇见肉狗的经历，或许可以作为食物是关系网的例证。当时她看到自己全身都被麻袋捆着，只有头露在麻袋外面，口鼻被麻绳捆着，苍蝇在她周围飞来飞去，她只能静静等待几只小狗死去。其中一只小黑狗嘴里叼着一根松了的绳子。他想舔自己，但只能摸到麻袋边。她犹豫地走近，伸出手。小黑狗嗅了嗅它，看了看她，然后毫不犹豫地舔了舔她的手:“它的眼睛，那眼神，没有一丝怨恨。那不是“救救我”的眼神，那是“别离开我，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别离开我”。这是信任，这是宽容。”于是她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对人和狗之间的特殊联系故意视而不见，这种联系是14000年来共同生活的默契”。这就是为什么狗和猫是独一无二的，为什么更多的人希望狗成为宠物而不是食物的答案。
此外，这个故事的结尾并不煽情，但更能说明道德问题的复杂性:她后来在当地的一次聚会上尝试了狗肉的味道。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反而凸显了人是如何对待动物的。事实上，它是欲望、伦理、文化、宗教和法律等各种冲突中选择的结果。但只有在每一次选择的过程中，我们都愿意永不放弃思考和感受，生活才能真正的谨慎和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