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因为历史的因缘际会，一群出生于台湾省的同胞最终定居于大陆。岁月沉浮，如今他们多已进入暮年，走进他们的乡土记忆、聆听他们在大陆的成长生活和对两岸交流的感悟，正是两岸关系大历史的生动体现。从本期起，我们开辟《大陆老台胞忆峥嵘岁月》，邀请曾任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台湾代表团的代表、全国人大台湾代表团的代表以及台湾省籍全国政协委员，讲述他们在时代大潮中的乡愁记忆。
1949年，我随在大陆定居的阿公到厦门玩，没想到从此与在台湾的父母相隔海峡终不得见。离开基隆港时，母亲背着2岁的弟弟，一直向我招手，放不下对远行女儿牵挂的场景，一直留在我的心底。此岸与彼岸，这条归乡路，于我竟苦苦等了2.6万多个日升月落。希望两岸不要再有隔绝，两岸同胞走亲走近，最终团圆，是我们共同的期许，也是责任和使命。相信我们两岸中国人有能力有智慧解决好这一问题，我们要和平不要冲突、要交流不要隔绝。
招招手，别离基隆
1949年，居住在厦门的外公（我们叫他阿公）从厦门来到我们位于基隆的家做客。阿公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吃的东西，并邀请我们一家人到厦门游玩。听母亲说，阿公在厦门做生意，生活很富裕，厦门景色也很美，我和姐姐都吵着要跟阿公到厦门玩。那时，父亲在基隆一家电灯公司做工程师，但因为一次事故被炸伤，影响了正常工作，母亲又是家庭主妇，所以一家人生活很拮据，我和姐姐很少有机会到基隆以外的地方玩。
阿公本来是要带姐姐去厦门的，但他离台的日子离姐姐去日本念书的日子很近，所以在我的一番申请下，母亲同意让我跟着外公去。那时离台到大陆也要办证件，还要照相，母亲说，如果来不及，你就不要去了。但没想到的是，在最后一刻，我拿到了跟外公赴厦要用的证件。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天下午，母亲背着2岁的弟弟，一手牵着我，坐上人力车，奔向基隆客运码头。因为我从没出过远门，一路上，母亲反复叮嘱我，到了厦门，一定要听阿公阿嬷的话，注意安全，照顾好自己。我们到码头后，阿公已经上船。船很大，而且马上就要开船了，一家人都很着急，可我们怎么也找不到阿公。就在母亲打算把我带回家时，我从很多乘客的身影中找到了阿公。阿公听到我叫他，从甲板上伸出头，叫我赶快上船。就这样，一人传一人，我被抱到了大木客船上。坐上船的我，很开心，还从窗户里探出身，跟母亲挥手道别。
穿着小裙子小红鞋，带着欢笑，和岸上家人招手的我，不曾想到这就是我与母亲的最后一别，我与家乡台湾40年的别离。我的行囊只有母亲简单帮我收拾的几件夏装，因为我们只是想着要跟阿公到厦门游玩几天。然而，命运就这样让我与大陆深度联结，这一年，我7岁。
少年在厦门
阿公是浙江人，去台湾做生意时，和在桃园长大的阿嬷相识结婚，后来两人定居在厦门江头，就是今天的厦门台湾街一带。
刚到厦门时，我没有玩伴，只能每天乖乖地坐在家门口的板凳上，左邻右舍很多大人小孩都跑过来看热闹，想看看这个台湾来的小女孩长什么样。
因为身边只有我一个外孙女，阿公阿嬷对我很疼爱，还雇保姆照看我，要什么有什么，吃穿不愁，我在厦门乐不思蜀。因为一时回不了台湾，我到了上学年龄，阿公就安排我在厦门上小学，并帮我重新取名，叫张桂珠，不再使用在台湾时使用的名字“珠露”。
当时我少不更事，不太能理解两岸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是印记深刻的是，每次陪年事已高的阿嬷去医院，路上她总是叮嘱我要熟背基隆老家的地址。阿嬷说，“台湾还没有解放，现在台湾回不了了，我可能见不到你母亲了，但你要熟背自己家的门牌号，以便哪天能回到台湾，或者见到台湾的亲人，好有相认的物证。”
我家的地址是台湾省基隆港八番地，我的母亲叫张富，父亲叫张世助……在阿嬷的叮嘱下，这些台湾家人的信息，清晰刻在了彼时7岁的我心中。阿嬷还让我把从台湾穿来的那双红皮鞋用一只小皮箱保存起来，以便作为和台湾亲人相认时的物证。
1960年，疼爱我的阿公去世了。阿嬷担心自己年事已高，将来我无人照顾，便托人给我介绍对象。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阿嬷想着一定要给我找一个“身份”好的人家，于是我找到了我的爱人，家里“身份”是贫农，又是转业军人的大陆男人，结了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