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在大陆
除了不能和在台湾的父母相见，我来到大陆的生活和成长过程都很顺利，只是加入中共党组织这段经历比较坎坷。因为父母都是台湾省籍身份，我连续递交了8次入党申请书，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要落实台胞台属政策，对居住在大陆的台湾同胞“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我才被中共党组织接纳。从我内心来说，我以加入中国共产党为荣。在厦门市第二织布厂当女工时，每次开会说到让党员同志留下来，我心里都特别期待自己也是党员。至今，我已光荣在党40多年了。
我能从一名普通纺织女工，成长为一名国家干部，还要感谢党组织对我的培养。1973年，我在车间干活时，接到通知，让我去北京开会，说全国人大要成立台湾省代表团，我作为在闽台胞被推荐为代表团的代表。我那时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当上全国人大代表。
197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台湾省代表团由12名在大陆常住的台湾同胞组成，其中有4位是妇女代表，我是其中之一。
会议开幕那天的空隙，周恩来总理特意来看望代表团的同胞们，我至今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远远地看到周恩来总理向我们走来，我赶紧从座位上站起来，由于心情特别激动，手忙脚乱中我不小心碰到桌上的特制铅笔，匆忙伸手去接时，笔尖又扎进我手掌，我手上至今还留着一条黑色的印记。
参加这次会议后，我身上的身份使命感和责任感被唤醒。从北京回到厦门后，我一边向工友们宣传人大会议精神，一边坚持生产，还利用下班后的时间，走访在厦的台湾同胞。当时，我常想，如果在台湾的父亲母亲和岛内的同胞也能像我在厦门一样过上幸福的生活，该多好啊！在当时的两岸关系下，通过广播互向对方喊话的方式，打过一场旷日持久的宣传战。我带着素朴的心理，曾到对台前线广播电台，把心里话说给在台湾的阿爸阿妈听，希望他们能够听到，也放心我在大陆这边。我说，从1949年和阿公来厦门，我在这里受中共的培养和关心，在社会主义社会幸福成长，我先后做了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政协委员，不仅帮助在大陆的台湾同胞过上幸福生活，也组建了自己的幸福小家，从一名纺织工人成长为国家干部。后来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在阿祖的故土》中，还讲述了我的故事。
缺席的合家欢
1985年，一封从瑞士寄来的信打破了我彼时平静的生活。是侨居在瑞士的表姐（我姑姑的女儿）受家人委托，写给我的。表姐在瑞士听国内广播时，恰好听到我的故事，此时正值我母亲重病，她便想到以家书通知的方式，请求中国驻瑞士大使馆能够帮忙联络国内，把家书转给我。
我至今记得收到表姐家信的情景。听说有厦门市公安局的人找我，我慌慌张张从单位回到家，心想着我又没有犯法，怎么会有公安局的人找我？进家门见到公安局的同志说明来意，我哭了一个晚上，越想越心痛，反反复复翻看信的同时，我想，既然表姐能找到我，是不是意味着，我很快也能联系上父母？
后来，我和表姐开始不间断地通信，1986年我们相约在香港见面。这是我和台湾亲人分离37年后，第一次见到台湾的亲人。表姐见面喊我一声“珠露”，我们俩抱头痛哭，泣不成声。由于当时表姐是从香港转机台湾，按规定只能在香港逗留一天，所以那个晚上，我们聊到了很晚，伴着表姐讲述这些年家里发生的事，拼凑出我在这个家庭缺席的记忆。临别时，我和表姐约定，由她回台湾联络，我在香港等台湾家人的回电。
可谁知表姐这一去，便音讯全无，我在等待和期盼中度过了整整2个月。就在我朝也盼，暮也盼，眼看签证就要到期，几乎要放弃等待回到大陆的时候，酒店的电话响了。电话那头传来我姐姐、弟弟熟悉的乡音，但唯独没有听到母亲的。电话中我得知母亲当时病已很重，不能起床说话，后来直到母亲病故我也没能听到她的声音，成为我今生的遗憾。
脚步再回故土，是一年后的事。1987年在众多思乡心切的大陆老兵掀起的返乡探亲运动中，台当局宣布开放部分台胞回大陆探亲，两岸隔绝藩篱终于打破。厦门港和平码头上迎来了一批批来自对岸的亲人，那时，我已任厦门市台联副秘书长，常常接待来自台湾家乡的客人，触景生情，我回乡看望自己亲人的心也很迫切。
然而，回家之路遥遥无期，台湾那边拒绝我赴台的那张公函，被我一直保存至今天。因为我从年轻时就积极参与大陆的对台工作，后来又从政，成为台当局返台探亲的拒绝对象。后来，我得知，父亲去世后，弟弟跟着母亲一起做生意，因为我的身份太特殊，害怕之下，弟弟在1974年以“死亡”为由，注销了我在台湾的户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