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家七口人住在鱼塘边的自建房里。去年汛期，水漫到屋檐下，卷走了几万斤鱼，卷走了电视和冰箱，他的智能手机也丢在水里，现在墙上还留着一条浅灰色的水痕。
而今年，他要在这间屋子里为没有水而发愁。“再晒（干）一米（高的）水，鱼全都要死光”，他手一摊说。这里已经40多天没怎么下雨，下的雨“（在路上）没弹起过水”，乌云也藏不住火红的太阳。远处的化纤厂冒着烟，之前那里都是稻田。他也不是不想离开，“但把湖丢了，债都还不起。”
从“10天一个周期”到“不敢睡觉”
水是有限的，人们只能“精打细算”。都昌县种粮面积占九江市的2/5，虽然21个乡镇濒临鄱阳湖，但这里地势比鄱阳湖高，地下水资源有限，蓄水主要来自中小型水库和山塘。
根据周围的村庄人口和粮食面积，县水利局统筹分配水资源，先保生活、再保生产，一人一天60升生活用水，每亩水稻浇灌一次需要50立方米，中稻收割前1-2次、晚稻收割前5-6次。碰上一个水库要供应多个村庄的情况，各个村子之间会抓阄决定顺序，或者按照先上游、后下游的规矩轮流使用。
在苏山乡土目村承包了200多亩白茶的胡华柏每天都在为水源发愁。他的茶山本来背靠一个小型水库，一个月以前，为了保证村里的生活用水，就不再允许从这里抽水浇茶园。现在水库里的水只剩5%，要供周围几个村子，两万人的生活用水。
从7月开始，他的茶树从根部开始失水，青黄色的叶片逐渐皱缩、变黑，“一点火就烧完了”。往年的七八月，茶树茂密地“看不见土”，现在除去六成死去的茶树，剩下的茶树普遍只能“撑一星期”。正常情况下，土目村3000多亩茶山总年产值是3000多万元，但到了明年采茶季节，“300万元都不到”。光是胡华柏一人承包的200亩，把死的茶树挖出来、种下新苗，又要投1000多万元。
这些茶树花了七八年才长成，重新种，两年才能采摘，5年才能到盛产期。为了渡过难关，胡华柏刚挪用工人的工资买水泵、水管和滴灌。原本在家照顾小儿子的妻子选择出门务工，正在读大学的大儿子申请了助学贷款。
一个月以来，胡华柏四处寻找山塘借水。但是，如果看到一些小水塘旁边粮食种得多，他就不好意思开口，“说是借，但是有借无还，只有下雨才能还回来。” 他还找人打了七八口井，都没见到水。
他没有买农业保险，“也没想过买”。茶山另一头就是鄱阳湖，但茶山地势高，受洪涝灾害影响较小，他觉得没必要。
他相信自己的经验，习惯在正月初一请隔壁村的老人算一算花甲子。老人算出今年可能有旱情，他就多挖了一些小山塘。但当7月初，看着山那边的鄱阳湖露出黄色的滩涂，小山塘接连干涸，胡华柏还是慌了神。
他记得当地有句老话，“大干不过七月半”，意思指大旱一般不过农历七月十五。但近年来天气越来越反常，他回忆40多年来，这里气温很少超过35摄氏度，今年最高温度近40摄氏度。
都昌县多丘陵和滨湖平原，受副高压气候影响，这里易涝易旱，但往年旱情集中在11月份之后，那时候生活和生产用水少，缺水问题也没这么严重。
在都昌县水利局都昌县河道湖泊和水利工程管理中心副主任向爱平的记忆里，为了防汛，水利局一年至少有一个月都在圩堤上，“千名干部下乡”，县里所有单位都要组织干部挂靠村组，巡视水位、维修水利工程、转移村民。每天睡前、醒来看天气预报，已成为向爱平工作30多年来的习惯。
在过去，他们的防汛工作是10天作为一个周期，今年的旱情因为极为罕见，抗旱工作“一天一变，不敢睡觉”。
根据江西省水利厅的数据，8月19日4时，鄱阳湖代表站星子站水位退至9.99米，为1951年有纪录以来同期最低水位，鄱阳湖创下进入低枯水期最早纪录。
这次干旱的到来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6月23日，鄱阳湖星子站出现年最高水位19.43米，较多年同期均值偏高2.81米。随后水位快速下降。那一天，鄱阳湖都昌县水文站水位达到19.33米，超过警戒水位33厘米，都昌县还在布置防汛工作。
都昌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王昆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往年6、7月会尽量腾空库容，保证水库安全，7月份之后才开始蓄水。但今年防汛工作较为保守，6月份就开始适量蓄水，水库才得以支撑到现在。
“那不叫下雨，那叫下金子，下钱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