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党上位，岳父得势，在这个位置上熬一两年资历，前途应该是大有可为的，但李商隐确实运气不好，事业刚刚走上正轨没多久，他的母亲突然病逝了。按照律例，官员要守制丁忧，李商隐只好离开秘书省，带着妻子护送母亲灵柩踏上了返乡之路。
办妥丧事后，李商隐便与妻子留在洛阳，住在崇让坊王茂元的老宅里守制。这该是他们夫妻两个一生中最长的一段相处时间。两人的很多回忆都保存在这个老宅里——正因如此，李商隐后来的悼亡诗只要写到崇让坊就会情感失控。
从那些悼亡诗里，我们可以看到崇让宅大致的样子：这是一座很漂亮的宅院，前面有池塘，塘中种着大片荷花。回廊畔有竹林，林边有一株开得很盛的紫薇。宅院东边起了一座小亭子，可以坐在里面饮酒。亭中四望，满庭都是翠绿的青苔。
崇让宅丁忧三年间发生了很多事，对小夫妻来说，最大一件是王茂元的去世。丈人山崩，经济来源断了，二人生计也很快陷入困顿。他们这时已有了儿子衮师，为赚钱养家，李商隐不得不重操旧业去做幕僚，夫妻俩也再次陷入聚少离多的状态。
此后多年，李商隐做过县尉、府曹这样的俗吏，期待过令狐绹的帮助，也投靠过好几位幕主，但仕途一直没能再次走上正路。三十九岁这年，随着又一位幕主死去，李商隐风尘仆仆地回到长安准备另谋出路。然而，他进家就得知了一个噩耗：妻子因病去世了——就在他回来前不久。
王氏小李商隐近十岁，死时只有三十岁上下。在李商隐的预期里，两人本该还有很长的未来。故而她的死对李商隐打击极大。他为妻子写了很多悼亡诗，出行遇到风雪想起她，说“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回到崇让宅想起她，说“密锁重关掩绿苔，廊深阁迥此徘徊”；走入居室看到空床上的旧席，说“玉簟失柔肤，但见蒙罗碧”；晚上睡不着，感觉妻子的香气还在，也只好“背灯独共馀香语”。
这种状态持续了很多年。有一次，韩瞻和妻弟下帖请他饮酒，他想到妻子的祭日快到了，便托词要照顾孩子（“嵇氏幼男犹可悯，左家娇女岂能忘”），宁独对家中“更无人处帘垂地，欲拂尘时簟竟床”的凄凉，也不愿外出作乐。
对李商隐而言，妻子并不只是家庭的符号——他们之间有爱情。在他的诗句中，王氏的形象非常美丽，和那些女仙不同，她的美是让人怜爱，更可以亲近的。写到妻子时，李商隐几乎并不使用任何意象的幻术，每个表达、每个场景都非常真实。这并不关乎风格的变化（同阶段他的其他诗作依然非常朦胧，如追忆宋华阳的《重过圣女祠》），而更多只因为这段伤心的名正言顺。
他完全有资格堂堂正正地去祭奠这段感情。
从这些悼亡诗里，我们能看到抛除舆论压力，一个情感细腻丰沛的诗人本应该如何去调动自己的倾诉欲和表达冲动，它们是李商隐解绑的一个范本——他独特的写作风格固然与其审美偏好脱不开关系，但被动因素也不容忽视：在复杂的人际网中，他当然没办法把内心坦荡开放给所有人。这种挤压一边成就着他的诗歌，一边也将他深缚于痛苦。
王氏死后，新幕主曾经提出将一位美丽的乐籍女子赠给李商隐当妾侍，他拒绝了。他答谢称：“悼伤以来，光阴未几。梧桐半死，方有述哀；灵光独存，且兼多病。”当时的李商隐年纪并不大，但显然已心如死灰。他心中挂念的，只有寄养在长安朋友家中的一双儿女（“寄人龙种瘦，失母凤雏痴”）——相比之下，他尚且不如自己的父亲，连带着子女一起去入幕的能力都没有。更后来，李商隐为求心灵解脱皈依学佛，也便彻底远离了情感。“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这是李商隐参不透的无奈，也是他最终的感情归路。
后人对他的婚姻也有过很多猜测。因为李商隐写过太多爱而不得的《无题》，致使很多人坚信他的爱情并不属于婚姻。高阳先生就曾在他的小说《凤尾香罗》中写了自己的推断：他认为李商隐实际爱慕的人是妻子的小妹十七姨，《无题》诗则多是寓居崇让宅时写给她的。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他根据《无题》诗中频繁出现的莫愁堂、郁金堂、画楼、桂堂等建筑方位，亲自画了一幅崇让宅示意图。
高阳先生的资料整合能力我是非常佩服的，他阅读面之广、做学问脑洞之大，都展现了学人难见的才华。从其作为晚唐浮世绘来看，《凤尾香罗》的还原度非常高，但对于李商隐与妻妹的恋爱揣测，我并不是很认同。“以诗证史”是一条能为学术研究指明方向的快捷通道，但要警惕的是，任何诗里，意象的黏合力都无法达到史证所需的强度。当史料缺位，仅以诗去指路，一旦某一环节动用了过多想象力，就可能引导诗歌走上与来路完全相反的路径。比如，按照我的理解，桂堂实是月亮的代称，与莫愁堂、画楼间并不存在建筑学关联，也就不适宜同置于一个空间范围内做排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