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花公子的兔耳标志认知度极高。图 / cfp
花花公司或许并不在意品牌在中国是否被折损，但对于华伦天奴，折损确实没想到的。2004年，时任华伦天奴全球CEO米歇利•诺尔萨宣布了“中国发展战略”，第一次正式登陆中国市场。当时米歇利•诺尔萨并不了解，华伦天奴早已经被山寨得彻底，变成一个万能词根，许多小厂商纷纷打起擦边球。当时，以“xxx•华伦天奴”和“华伦天奴•xxx”形式，可以衍生出200多种组合，比如华伦天奴•比奴、华伦天奴•佐旦、华伦天奴•路易、洛夫卡特•华伦天奴、联盟•华伦天奴，而更有人拼凑出了华伦天奴•乔丹。这些品牌随便加前缀和后缀，就可以出现在北京秀水街、上海襄阳路、广州白马服装城、义乌服装批发市场上，扮演一个国际知名品牌。因此，华伦天奴的初次试水中国并不顺遂，在当时的很多人眼里，这个品牌就像当时的皮尔•卡丹一样，泛滥成灾。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国外除了VALENTINO GARAVANI，还有MRAIO VALENTINO和GIOVANNI VALENTINO两大品牌，三家签署了品牌使用的“君子协定”，这让品牌当时无法用“华伦天奴”之名在中国注册，也让仿冒者有机可乘。最终，华伦天奴败于中国各种山寨，不得不在三年后撤离。
▲ 街边永远清仓总在打折的“华伦天奴”。图 / 视频截图
之后一段时间，也因为华伦天奴内部的困难，无暇顾及品牌在中国的合法权益。直到2009年，新任首席执行官兼时尚品牌主管斯蒂法诺•萨西宣布，亚洲以及新兴市场将成为华伦天奴着力开发的新目标。2009年11月，华伦天奴在上海恒隆广场设立新店，二次试水，重回中国，这次他们全都是直营模式，刻意和“国内的华伦天奴”保持距离，甚至很多时候，他们直接改了音译，叫瓦伦蒂诺。
三大山寨，败走中国
“一般买我们东西的客人都不说华伦天奴，叫华伦天奴都不买。”几年前，一位华伦天奴店员在采访里说，当时她在那里上班已经快一年了，不时会有消费者感慨：“以前的那个华伦天奴现在都做成这样了？”在人们感叹华伦天奴怎么从商场甩卖进阶到了奢侈品牌的时候，花花公子和皮尔•卡丹，却步步坠落。如今，花花公子在中国注册商标多达350件，包括“PLAYBOY”“花花公子”以及兔子形象的商标。在这20余年间，花花公子的中国总代理频繁更换，也引发了很多商标的纠纷。2019年1月，美国花花公子向其原被许可方、中国总代理上海费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发出了品牌授权终止函，而原签署的合同到期日应是2025年6月。因此，上海费盟公司又就此将花花公子公司告上法庭，索赔两亿元。纠纷尚未解决的时候，花花公司又将品牌许可给另一家上海公司。这一系列的操作的影响是，在市场上，“花花公子”越来越多，真假难辨。而对于皮尔•卡丹而言，不仅真假难辨，也是进退两难。当早年间浓郁的新鲜感消褪，市场更加开放和商业化时，时代带来的红利很快就被时代带走，这个品牌因为错误的经营策略，再加上被山寨包围，几乎杀死了自己。皮尔•卡丹喜欢自诩为时尚界的首个社会主义分子，他实现了经营方式的大众化，经营策略的核心就是品牌转让代理。皮尔•卡丹公司中国首席代表在2013年曾表示，皮尔•卡丹会“将权利授给当地公司进行运作，由该公司进行生产、销售，我们提供技术支持，主要是设计，设计师会跟代理商们进行辅导沟通，每年提供两次的设计图稿。”全盛时期，皮尔•卡丹全球共有800家特许专营店。授权也导致产品五花八门，在中国市场，仅2009年就有24个代理商，有男装、牛仔、童装、箱包、领带、雨伞、毛巾等800多种产品。可国内商家考虑到利润和投资回报，他们将商品大幅度降价和降低质量标准，这也导致皮尔•卡丹在中国早已退出奢侈品行列。写着“清仓大甩卖”的皮尔•卡丹早已不再是法国的“PIERRE CARDIN”了。除了代理，还有层出不穷的山寨。如果说山寨华伦天奴是利用了品牌两次试水与撤退的“红利期”抢注，那么对于山寨皮尔•卡丹，时间线就更长了，从80年代末直到今天。正是因为代理和山寨双泛滥，皮尔•卡丹在中国市场越来越廉价，超市里挂出了200元八折的牌子，网上随手一搜就能找到各种各样、各种价位的衣服。皮尔•卡丹本人也没有了挽回的余地，2009年，他把在大陆部分产品的经营和管理权打包出售给了温州商人潘长海、孙小飞、陈小飞等人组成的温州诚隆股份有限公司，以3700万欧元（当时约合3.7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或许没人熟悉这家温州公司的名字和老板，但他们拥有三四线城镇几乎所有的服装“王牌”，包括“金利来”“卡丹路”、意大利都彭服饰和“卡帝乐鳄鱼”。因此，皮尔•卡丹的放手，也让它更加迅速地跌落。连续几年，因为羊绒含量、染色牢度、填充物质量等问题，皮尔•卡丹都被中国消费者协会点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