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汪精卫在公开场合暂时收敛亲日活动，说出“中途妥协，只有灭亡”这样的话语。但他骨子里仍认为“和才是上策”。10月，汪精卫又说：“以我的主张，现在还不应该发动抗战。候我们有了飞机，可以答复敌人的飞机；我们有了大炮，可以答复敌人的大炮；到那时候我们再打。”以汪精卫为中心，周佛海、熊式辉、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在周佛海在南京的私宅——西流湾8号组织了所谓的“低调俱乐部”。他们声称主张抗战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高调，鼓吹“战必大败”“抗战必亡”。
汪精卫
1938年7月，汪精卫、周佛海等指使高宗武去日本会见日本首相与陆军大臣等重要人士，商定“为促使今后日华间的和平，必须寻找蒋介石以外的人”。“除汪精卫氏以外，难以找到其他人”。日本五相会议随即制定了“逼蒋下台，扶汪上台”的谋略。
1938年11月，日本首相近卫发表第二次对华政策声明，宣称“日本所希望中国的，是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不久，梅思平、高宗武与今井武夫、伊藤芳男进行会谈，讨论汪精卫投敌的所谓“和平”条件。
汪精卫等获知谈判结果后，召集亲信秘密商议七八次。最终在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周佛海等乘飞机由重庆潜至昆明，19日由昆明飞到越南河内。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其主要观点是要求国民党政府根据近卫声明的条件“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汪精卫等不顾全国唾骂，走上叛国投敌之路。
汪伪政权时期汪精卫检阅汪伪军
河内遇刺，秘书做了替死鬼
汪精卫一行到河内后，考虑到安全因素，最终住进了高朗街27号的一处寓所。此时，汪精卫发表“艳电”的行径引起哗然舆论，全国军民一片声讨。1939年元旦，国民党中央开会研究处置汪精卫的办法时，可谓群情激昂。蒋介石表态，汪精卫“匿迹异地，传播违背国策之谬论”，“违反纪律，危害党国”，据此，汪精卫被永远开除国民党党籍，撤销一切职务，成为全国声讨的卖国贼。
恰在此时，诱降汪精卫的日本首相近卫下台，继任的首相平沼骐一郎对汪精卫并不感兴趣。汪精卫急忙派高宗武去日本斡旋，最终在1939年3月，平沼内阁口头承诺支持汪精卫建立新政府。
蒋介石虽然开除了汪精卫的党籍，不过并没有立即下令通缉汪精卫，仍希望汪精卫能“幡然悔悟”。1939年2月，蒋介石秘密派遣原来“改组派”大将、国民党中央委员谷正鼎携带长达七八页的亲笔信到河内见汪。信中表示汪精卫如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旅费50万元，但不要去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利用，造成严重后果。蒋介石还暗示，汪精卫的党籍与职务在适当时候仍可恢复。谷正鼎还带去了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三人的护照，劝说汪精卫一行去欧洲旅行散散心。
在谷正鼎去河内之前，蒋介石派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去香港面见周佛海，同时带去陈布雷的亲笔信，试图劝说周佛海脱离汪精卫，返回重庆。尽管有人回忆说汪精卫一度心动，但其妻陈璧君1954年的交代材料写得非常明白，汪精卫断然拒绝蒋介石的劝说。
同时，汪精卫将所谓“首义分子”组成“最高委员会”，其中包括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曾仲鸣以及林柏生。不久，又成立了政治、军事、财政三个委员会，汪精卫自任政治、军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周佛海任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这就是汪精卫集团的核心。汪精卫四处派人，物色党羽，先后拉拢曾担任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的叶蓬及失意文人樊仲云入伙。他还派周化人潜入重庆，试图拉拢原来汪派人物脱离抗战阵营，这些都让蒋介石起了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