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初，陈恭澍奉命南调，经上海转香港，与戴笠、王鲁翘一同抵达河内。在戴笠等抵达河内前十几天，军统派方炳西先行到达，他遵照戴笠的指示，做好相应布置。
他在河内市区一处较为僻静的地方租了一栋二层房子，作为“河内工作”的指挥部。之后又买了一辆福特牌二手汽车作为交通工具。戴笠在简单介绍汪精卫出走及发布“艳电”的情况后，对陈恭澍等人说：“我们这一次到河内来，就是为了这件事！目前，汪某仍在不断地与日本方面保持接触。最近这两天，我虽然和此地的几个关系人碰过面，也多少了解到一些实际情况，可是总觉得还不够充分。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务求发挥我们的工作效能，以不负上峰对我们的期待。”
戴笠交给他们的任务就是：严密监视汪某的行动、多方侦查汪派的活动。不久，戴笠派岑家焯与余乐醒两位到河内坐镇，具体负责行动执行的就是陈恭澍，刺客有唐英杰、陈邦国、陈步云等，先后在河内执行这一任务的军统人员共计18人，自称“十八金刚”。
汪精卫1939年2月在河内为女儿操办婚礼，图中汪精卫（左七）夫妇与大女儿汪文惺（中间白衣者）和女婿何孟恒合影。
据侦查，汪精卫到河内后，先住在“丹岛”的多迦斯加泰尔乔旅馆，但因发现周围有可疑人员，又搬到高朗街27号。这处住宅是一幢三层西式洋房，距河内闹市区不远，但很僻静。汪精卫住进去后就深居简出，由曾仲鸣负责对外联络。军统行动小组多次跟踪汪精卫，试图在途中下手，但汪精卫得到大批法国军警的保护，因此行动迟迟不能进行。
1939年3月19日凌晨2时许，戴笠发来密电，内容是“着即对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陈恭澍接到电报后，即召集全体行动人员，布置行动计划。行动计划主要内容为：遵照上级指示，决定采取硬性行动，对叛国者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在尚无更适当的行动场地之前，暂以汪某的住所为攻击目标；出动后，由本人（陈恭澍）督导指挥，各同志与本人脱去直接联系时，指定由王鲁翘同志指挥，余鉴声同志协助；进入汪某寓所后，由唐英杰同志引导王鲁翘、余鉴声二同志指向目标，遂即加入行动行列；张逢义、陈邦国、陈步云三同志，分别担任警戒、掩护，其各人位置，听由王鲁翘同志指挥；事后自由撤退，仍在原出发地点集合。万一不幸而被当地警察逮捕，切不可暴露身份；出发的时间，自即刻起，请各同志在战备状况下，听候通知。
3月21日晚上11时40分，王鲁翘、余鉴声、唐英杰、陈邦国、张逢义、陈步云等六人由陈恭澍驾车，前往高朗街27号汪精卫住处。高朗街主要是法国人居住区，平时行人就少，到了深夜更是人迹稀少。一行人到后，陈恭澍令张逢义、陈步云留在外面接应，其他四人翻墙而入。他们用斧头砍断竹篱笆，爬进花园，再用钩索爬上三楼，进入住宅走廊。
一切按照预定计划进行。但人算不如天算，当晚曾仲鸣的妻子从香港赶到河内，汪精卫夫妇临时将自己三楼右首靠近大街的大房间让给曾仲鸣夫妇居住。行动人员根据侦查情况直扑大房间而去，由于房门紧锁，无法打开，于是从楼下递上斧头，劈开房门。
黑暗之中，不辨真假，隐约见床下有人，于是连开数枪，击中床下之人。高朗街寓所中的随从戴芸生、陈国星与厨子何就闻声出来查看情况，也中弹负伤。汪精卫听到声响后出门查看，被同住的何文杰、汪文惺夫妇推回房间。行动人员撤退时，撞见汪精卫的内侄陈国琦，复开枪打伤其腰部。由于法国军警闻讯赶到，余鉴声、张逢义、陈邦国三人被捕，直至抗战胜利才重获自由。汪精卫对曾仲鸣被刺非常愤怒，与蒋介石关系决裂。
在河内期间汪精卫夫妇和曾仲鸣夫妇
河内遇刺后不久，汪精卫发表《举一个例》，公布国防最高会议第54次常务会议记录，声称与日谋和并非其个人主张，而是最高当局一致的看法，并公开说中共领导的游击战是“流寇”，是共产党“趁火打劫”。蒋介石随即进行回击。4月，《大公报》公布汪精卫与日本勾结的证据，6月7日，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陈璧君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