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房子”这片屋檐下，有着许许多多像袁耀萼教授一样的红色医者，在党的光辉感召下前赴后继，将红色基因融进血液里，让“红房子”发展在历史的洪流中始终绽放出熠熠风采。
“不搞特殊化”的医院第一届党支部委员
1952年，红房子医院由上海第一医学院接管，实现了从“私立”到“公立”的改制。上医下属各家医院的妇产科专家、教授，如司徒亮、毕婵琴、王菊华、周毓棻、袁耀萼等集中调入红房子医院。医院迎来了一个人才济济、欣欣向荣的时期。
王淑贞院长投入极大精力建设医院。而医院的党组织也萌芽初生。时任助产士主任的王光正和顾秋、顾展一同建立了第一届党支部，他们艰苦奋斗、以身作则，从无到有，循序渐进地开展党的工作。
王淑贞院长
当时由于贫困和传统观念落后，不少妇女生产都是找旧式接生婆在家进行，卫生和技术设备条件差，所以产后患产褥热和新生儿破伤风的人很多，乃至直肠、膀胱阴道瘘等都时有发生。为此，王光正提出有计划地组织医务人员深入街道里弄开展妇幼卫生的宣传教育工作。每每遇到难产，需要用产钳助产或实施臀位抽出术时，王光正总是接到报告后立即亲自赶去处理，以确保母婴安全。
在她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撸袖同行。她将思想工作与业务工作相结合，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如李超荆、周毓棻、赵君琇等专家、教授都在这一时期先后入党的。
王光正的“低调内敛，从来不肯享受特殊化待遇”是出了名的。从私立医院调入红房子医院时，她的工资比医院的同事高出不少。她主动找到领导，要求把工资降下来，和大家一样。如此律己和无私实属难得。而作为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的妹妹，她从来没有动用这层社会关系为自己和家人谋利，相反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不使党的威信受到影响。
每次姐姐王光美来上海约她见面，她都拒绝公车接她，自己挤公交车去，她说公私必须分明。50年代末，刘少奇的大儿媳儿李妙秀回沪生产，王光正给她安排了六七人合住的大房间，吃普通病号饭，没人知道这是共和国主席的儿媳妇。
因为母亲长期在艰苦边远地区从事国防工作营养不良，孩子出生仅2000克，生命危在旦夕，有些慌了神的王光正才向院领导汇报了情况。很多年以后，她在回忆此事时，笑着说：“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提出了共产党员要加强自身修养，我们当时很简单，就是这么认认真真照着做的。”
90高龄的王光正亲历和见证了红房子的成长与蜕变，她以党性建立起第一支医院的党务队伍，以奉献实现着党旗下的誓言，更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势头壮大医院的党组织，带领更多的党员勤勉建设，无私奉献。
周总理赠送的牙签牵出红色记忆
1965年11月，中华医学会首届全国妇产科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总理亲临会场，并在随后交流中与重庆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司徒亮聊起过往，“我们都是四海为家，你的大名我知道！”
周总理特别嘱咐，邓颖超拿出一盒葵花梗牙签赠予司徒医生，因为“这牙签就是你家乡广东开平的特产，你就留个纪念吧”。
司徒亮教授
这盒牙签，司徒亮保存三十多年，更牵出一段令人动容的往事：1955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支持大西南的决定。时任上医书记、院长陈同生的建议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确定把上海第一医学院“全部内迁”改为“抽调部分力量建立重庆医学院”。
1956年，红房子医院副院长司徒亮毅然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带领妇产科医院一众医务人员溯江而上远赴重庆，参加创建重庆医学院的工作，并担任了重医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同时在妇产科主任的岗位上一直工作2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