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中国妇产科医学的奠基人之一，放弃上海优渥生活的司徒亮，带领学生白手起家建章立制，为重庆医科大学及附属第一医院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初抵重庆，条件极为艰苦，简易医生宿舍由就兵营改造而成，医生待遇和上海比有较大差别，工资降低不少，有医生闹情绪、提意见，甚至打起了退堂鼓，而司徒亮却总是劝大家：“既来之则安之吧，医生嘛，走到哪里都是治病救人。四川重庆医疗水平差，这里的确非常需要妇产科医生，我们的岗位就在这里。”
那时重庆山区贫穷落后，农村妇女患病得不到及时医治：长期腹痛、腹部膨隆近足月妊娠大小的年轻妇女、罹患巨大子宫肌瘤囊性变的老妪、严重贫血骨瘦如柴的孕妇……各种疑难杂症纷至沓来，司徒亮带领着科室为当地妇女的健康不遗余力，同时在治疗难产和大出血、尿道瘘、妇科结核病的防治、引进CA125检测技术等方面创下了一项又一项的壮举。他极高的声誉，正直的为人，吸引了众多人才，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妇产科专家，更带动了重医乃至整个重庆妇产科医学的发展。
经历过动乱年代的磨难，司徒亮对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发展更加珍惜，年近七旬的他积极要求入党。1988年，司徒亮在体检时发现肺部阴影，尽管术中探查发现是良性肉芽肿，但却在术后发生了感染，一度出现呼吸暂停。
专家组为他做了气管切开术后终于逐渐脱离了危险。而让人感动的是，在做完气管切开术还未痊愈时，司徒亮一边裹着纱布，一边坚持参加党组织生活。妇产科大家的赤诚之心，让无数人动容。司徒亮只讲奉献、不求回报、从不抱怨、一生进取，用毕生奉献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本色，激励了无数后来人踏着前辈的红色足迹奋勇前行。
红房子人多次“为国支援”体现党员担当
上世纪60年代，中国派出了第一支援非医疗队，自此拉开了医疗援非的大幕。1967年10月，红房子医院原院长朱关珍教授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参加中国援助索马里医疗队。
在这个东非最不发达的国家，朱关珍和其他三位中国医生一起组成了妇产科工作组，克服种种困难，作出了不俗的成绩：数次成功抢救完全性子宫破裂，保全产妇生育能力的事迹，在当地传为佳话。
自此，红房子医院对外援助的脚步便不曾停歇：对外有非洲多哥、摩洛哥、厄瓜多尔，对内有援藏、援疆、援滇……一代代“红房子人”，在异域他乡打响了“红房子品牌”，将医者大爱撒遍千里之外。朱关珍在完成了两年多援助的使命回国后，又于1977年再度远离祖国和亲人，参加了卫生部派遣的援助非洲多哥的医疗队。
1976年张惜阴教授接受多哥卫生部门官员接见
红房子人抗美援朝医疗救治队
老党员高秀慧，参加非洲阿尔及利亚援助。在赴阿工作前，高秀惠的丈夫在外地工作，两个孩子正读中学。接到援非任务时，她将家事交代给老保姆后，头也不回地出发了。在阿尔及利亚，她一度因胆囊炎发作至全身黄疸，她却坚守在岗位上。
回国后原本有两个月的休假，高秀惠因为接替她赴阿的国内另一支医疗队无法立即接手，她选择继续留任一段时间。国外艰苦的环境、忘我的工作态度，最终为她的健康留下了隐患。
1980年3月28日凌晨，年仅57岁的高秀惠不顾自身高烧赶去医院抢救病人，她自己倒在了手术室，再也没有起来。
高秀惠教授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建国以来，无论是抗美援朝、唐山大地震、汶川地震，还是新冠疫情，“红房子人”都义无反顾、第一时间发出请愿书，用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责任与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