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是否承担信用风险来划分，助贷可分为增信助贷和非增信助贷。增信助贷就是助贷机构以保证金的形式，或者引入融资担保等增信方为助贷资产提供增信，保证金比列一般放贷额的5%-10%，资产不良时由助贷或增信机构代偿。
非增信助贷也可以称为纯科技助贷模式或分润模式，助贷机构主要负责获客和风险初筛，对风险不兜底。相比增信助贷，轻资本模式的助贷分润比例更低一些。
在两种助贷模式中，助贷平台的收费都不低，费用涉及获客引流、风控初筛、贷后管理等，其中获客引流费用占主要部分。这些助贷平台既包括蚂蚁、腾讯、美团、京东等互联网巨头，又涵盖陆金所、360数科、乐信等金融科技企业。相比之下，非增信助贷模式下助贷平台收费较低，一般在四个点以下。
当前的助贷市场逻辑中，担保、兜底的模式依然是金融机构，尤其是中小银行惯用的方式，这无疑会促使助贷平台提高收费标准，最终体现为借款人综合融资成本上升。
从360数科、乐信、信也科技、嘉银金科等上市企业的一季度业绩能看出，助贷营收的增长主要依靠金融机构放款量增加。如今，监管限制助贷平台资金端的互联网贷款规模，加上资产端定价收费面临整顿，助贷机构阵痛难免。
资金、资产双杀
去年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办法下发之后，助贷平台和金融科技企业一阵窃喜，认为监管公开认可第三方平台的价值，助贷市场前景无限。但没过多久，监管进一步加强管理互联网贷款的信号出现，限制地方银行跨区展业并限制互联网贷款规模，算是从资金端敲打了助贷平台一下。
加强资金端管理仅仅是一个开始。近期，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向部分互联网平台下发通知，要求按照个人征信业务整改工作要求，平台机构与金融机构开展引流、助贷、联合贷业务合作中，不得将个人主动提交的信息、平台内产生的信息或从外部获取的信息以申请信息、身份信息、基础信息、个人画像评分信息等名义直接想金融机构提供，须事先个人信息与金融机构的全面“断直联”。
金融数据是助贷平台生存的根本，也是大数据风控的基础。央行禁止助贷平台将数据信息和评分信息直接输送给金融机构，将大大弱化助贷平台的风控作用。当然，面对新的监管要求，助贷平台可能会重点向金融机构输出信贷科技的To B业务。
除了助贷平台的数据被严管，收费模式也被点名。助贷机构推高了融资成本，从监管通报口径看，与嘉银金科、小赢科技等助贷平台的收费相似，目前信贷市场苦流量久矣，助贷平台依靠流量掌握话语权，这明显与金融机构的本位角色不符，因此监管整治在所难免。
助贷降费虽与服务实体、贷款利率下行趋势一致，但大部分平台可能吃不消，毕竟流量也是靠投放、地推等高成本方式拉来的。助贷行业内，大型互联网平台凭借自身生态和场景优势，流量池巨大，相对而言流量成本并不高；乐信、信也科技、嘉银金科等互联网金融平台，获客业并非容易，因此在对客收费中，有三成到四成的比列是用在抵消获客成本上。
例如，嘉银金科在2020年的新借款人平均获客成本为262.8元，占借款人平均借款本金的3.8%。信也科技获客成本在今年一季度创新高，新增获客成本高达450元，而信也科技一季度借款人平均借款为4369元，获客成本占借款本金的比例高达10.3%。乐信获客成本相对较低，今年一季度新增获客成本为192.6元。
无论是兜底模式，还是纯科技助贷模式，银行等资方看重助贷平台的首先就是流量，特别是优质用户规模。这势必会逼迫助贷平台增加投入拓宽获客渠道，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能在两微一抖中频频刷出贷款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