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渐汹涌，及至下游，更弥漫，虽涨落无定、迁徙靡常，而乡村从无淹没之虞，行旅亦无阻滞之患，实有神灵默为呵护，前数年叠送大股马贼出没厅境，水势陡涨，贼之西来，阻其东窜，东至者。厄其西奔，贼散之后，水仍消退如常，每逢亢旱，官民祈求雨泽，亦无不立沛甘霖，实属有裨民生”“今柳河密迩陪都，久著灵迹，况又御患捍灾，群情感戴，既据该绅耆等联名吁请，核与崇功报德之义相符。合无仰恳天愿，饬部核议，酌加封号，编入祀典，以答灵贶而顺舆情，谨合同恭折具奏。”
光绪皇帝批复了奏折，经礼部批准立祠，内阁撰拟封号，奉朱笔圈出“显佑”二字以为神号。据《新民县志》记载：“柳河神庙，在县治东大街。清光绪三年新民抚民同知张锡藩奉敕建。民国五年县知事廖彭重修。”
关于柳河河神，新民“父母官”金梁在《瓜圃述异》中有记载：“新民柳河传有河神，为泥鳅精。水发无时，虽寒冰常徒地上涌，顷刻成灾，众皆畏敬之。”
清宣统二年，金梁来到新民府任知府。《瓜圃述异》中记载：“余守新民，莅任五日，而水大至。郡无城，恃铁道为堤防，高过丈。余率众防堵。转瞬已漫堤，兼以风雨，皆将为鱼焉”。突如其来的洪灾，给刚刚上任五天的知府来个措手不及。金梁面对洪水奔至，也变得束手无策。人在面对改变现实世界苍白无力时，往往借助于宗教的力量。在金梁一筹莫展之时，有人给他出了主意，说柳河有河神，是泥鳅成精，要祭拜河神，方能退水。于是，金梁率“商民请祭河神，余焚香，不觉泪下。众有哭失声者。”祭祀后，金梁便急忙返回大堤决口处，督工抢救。民众见金梁不顾个人安危，站立堤上指挥，纷纷上来规劝，怕金梁有所闪失。而金梁坚持不下，连续指挥两天，而水势忽然平缓，顺利进入河槽，免于一场灾难。“次日，众传上游水尤大，闻炮声，知方祀神忽见有云龙引水归河，始幸免。共祝太守爱民能感神，远近盛传不已，至见之报章。”
关于河神之事，金梁一直津津乐道。他在《瓜圃述异》还曾记述河神之事。一次，金梁巡柳河，突遇流沙，马队纷纷惊慌地避开，忽有一人落后，马蹄深深地陷入沙海中，不能自拔。“法常用巨木板，渡人往援，否则援者必同陷入”。周围人见状，赶忙去寻找大木板，可是仓促之间，哪能寻到。于是，大家赶忙请金梁祈祷于神。金梁写到“余默祝之，忽见陷者人马跃起，瞬出险矣。”金梁祈祷后，瞬间奇迹发生，居然跃马而起。
金公堤
当然，金梁也深知，治理柳河，只靠祭拜河神终不是长久之计。河水退去之后便定河策，治理河策大纲为八字“植柳培堤，送水入辽”。对此史籍多有记载。
据《新民县志》记载：
新民于清季始建府治，无城郭重干，而濒于河。盛秋水潦，往往涨溢卫巷，浅则病万，深可容。前太守金公梁，障堤植柳其上，不拆益牢，民赖以宁。
据《光宣小记》记载：
余知新民时，柳河为患，余乃植柳培堤，送水入辽，数年幸不成灾，众既以余名名堤（金公堤——作者注），复立长生位，亦同时闻之。
对修筑金公堤，《新民县志 荣凯修治柳河始末记一卷》记载了详情：
“宣统三年夏，知府金公（金梁——作者注）到任未久，即遭河患，以凯（荣凯——作者注）有所建。殷殷下问，其实凯本无治河之学，不过见景生情，略陈管见，且不敢自信。复同金公乘马勘察，行至县北二十里，有一高大沙岗，登颠远望，全河在目，水势直卫县街。金公亲毕，大为骇然。立谓凯云，此河不治，全县空矣。于是，沿岸查勘，由东转西，日行百余里。金公生长在南方，乘马本非所长，乃竟不知劳顿。”
经过严密调查研究，金梁与荣凯商议，荣凯建议说：“阅西人新书，有以森林治河之说，当时不晓其意，今日观柳岸顿悟。森林治河者即栽树治河也。柳河之命名由于土质宜柳，有柳之处即能成岸，定统而不为患。因凝定植柳培堤四字为纲。”金梁听后，十分赞赏，又议到：“辽河出自县东，转绕县南，曲连营口。柳河由西北流至县南二十里汇入辽水，两河归一。”于是，“送水入辽”四字又为一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