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测量了用工之人力、财力、物力之所需，精打细算，由原估价五十万两精简至奉洋十二万元。本想第二年开工，没想到遇上了武昌起义，也就是辛亥革命，“奉部令各项工程一概停止，所有款项用备军需”。但金梁并未因此而有动摇。“金公自登高瞭望，沿河勘察之后，深以县街不保，朝夕为怀，不肯置诸不理”。于是“经金公转请拨款五千元......河统有缺口处用人力补齐，以免溃决。有流东岸县街之西北栽柳一行，培以土堤，使其柳长沙积，成为高岸，如上游天然之势，阻水南流，使原有之河统之口转向西南。卫县街计长二十余里，均用三寸粗、五尺高之柳椿，密排如篱，两边培土成壕，计共堵口四十余处，栽柳二十余里，仅用洋四千八百元。复于县街西头用麻袋装沙，将河流堵出街外。此时，年秋十月初，次实行小修，并移河于街外也。”可以说，作为一个封建官吏，金梁为新民地区百姓，整治柳河水患，改变民不聊生的困局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对柳河进行了综合治理，河道已大有改观，水患已基本根治。如今，站在柳河大桥举目四望，绿荫覆盖的河湾与废弃河道，共同诉说着河流的变迁史。因为河水的滋养，柳河河滩碧绿青翠，和覆盖着青草的平缓丘陵一起，构成一幅淡雅的图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