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城中轴线东侧的交道口地区，有一条南起地安门东大街、北到鼓楼东大街的元代古巷，因地势中间高、南北低，犹如一个驼背人，故名罗锅巷。到了清朝，在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绘制的《京城全图》上，罗锅巷已经改称南锣鼓巷。
南锣鼓巷不长，从南到北787米，却曾是达官显贵、文化名人聚居的地方。明末清初的两朝重臣洪承畴、晚清名将僧格林沁等，以及近现代的北洋军阀靳云鹏、国画大师齐白石、文学巨匠茅盾等，都曾是这里的住户。如今，作为历史文化保护街区的南锣鼓巷，不仅保留了一条条历史悠久的胡同和一座座青砖灰瓦的四合院，还因为这些名人故居的存在而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历史印迹。漫步在南锣鼓巷的一条条胡同中，仿佛能感受到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触摸到浓郁的书香墨迹。
南锣鼓巷属于“后市”
南锣鼓巷是元朝兴建大都城时形成的街巷，迄今已有七百多年历史。《周礼·考工记》记述了一套营建国都的规制：“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元大都的城市格局遵循了“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规制，南锣鼓巷属于“后市”的组成部分。
古时候，里坊是居住区的基本组织单位，也是城市规划建设的基本单位。先秦称为“里”、“闾”或“闾里”，从北魏开始，出现了“坊”的称呼。元大都规划设计时延续了里坊制，全城分为50坊，坊与坊之间是宽阔平直的街巷，整体格局犹如棋盘。
南锣鼓巷地区，在元朝时名为昭回坊。根据《北京地方志·南锣鼓巷》的介绍，元大都昭回坊的坊界北自鼓楼东大街，南至皇城北垣，东起交道口大街，西达地安门大街。到了明朝，以南锣鼓巷为界，东边为“昭回坊”，西边为“靖恭坊”，而南北走向的南锣鼓巷是两坊之间的分界街巷，宛如棋盘上的楚河汉界。明嘉靖年间锦衣卫指挥使张爵所著《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有“昭回靖恭坊共十四铺”的记载，于是，有史学家认为昭回坊和靖恭坊合二为一了，也有史学家参考明末清初孙承泽所著《春明梦余录》，认为南锣鼓巷地区在明代分属于昭回坊和靖恭坊。清代乾隆年间，这里属于镶黄旗驻地；光绪末年至宣统年间，这里属内左三区；民国时期，这里属内五区。
南锣鼓巷东边和西边各有8条整齐排列的胡同，呈鱼骨状。俯瞰南锣鼓巷，整个街区有如一条蜈蚣，所以又称蜈蚣街。据说，南锣鼓巷最北边原来有两眼古井，刚好是蜈蚣的两只眼睛。这种胡同分隔四合院的街区结构，正是元大都棋盘式城市建筑格局的具体体现。
从南到北，西边的8条胡同分别为福祥胡同、蓑衣胡同、雨儿胡同、帽儿胡同、景阳胡同、沙井胡同、黑芝麻胡同、前鼓楼苑胡同；东边的8条胡同分别为炒豆胡同、板厂胡同、东棉花胡同、北兵马司胡同、秦老胡同、前圆恩寺胡同、后圆恩寺胡同、菊儿胡同。这些胡同在元朝时没有名称，它们的名称是明朝以后逐渐演变形成的。比如菊儿胡同，明代叫局儿胡同，后来改称橘儿胡同，清代宣统年间又改称菊儿胡同，延续至今。此外，还有一些东南或西北走向的小胡同，仿佛胡同上的枝杈。
胡同里各种形制的府邸、宅院众多。这里的四合院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模大。有的宅院纵深四进，甚至五进，就是说，宅院的前门在一条胡同，后门在另一条胡同，而有的宅院由几重跨院及花园组成，纵向占据半条胡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北京市及东城区文物部门经过考察，确定有文物保护价值的宅院12座，这些宅院基本都是晚清权贵的府邸，历经变迁，保存至今。
元朝初建时，南锣鼓巷是大都城的市中心；明清时期，南锣鼓巷是达官贵族及社会名流聚居地。值得庆幸的是，在漫长的历史沿革中，许多老宅都保存了下来。现在，南锣鼓巷已改造成步行街，沿街店铺呈现出一派传统风貌。
南锣鼓巷街景 摄影：岳强
名人故居散落其间
沿着南锣鼓巷由南向北行走，东边的第三条胡同为东棉花胡同，这条胡同的39号院为靳云鹏故居。作为段祺瑞政府的陆军总长和代理国务总理，靳云鹏在北洋军阀执政时期，也是政坛的风云人物。买下39号院后，靳云鹏拆除了部分房屋，建了几处西式楼房。1921年底，受张作霖逼迫，靳云鹏辞去国务总理，并到天津过起了寓公生活。如今，这里是中央戏剧学院，陈宝国、陈道明、姜文、巩俐、章子怡等都曾在这座高等学府深造，并成为当今中国演艺界的风云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