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塔实验
控制变量的实验之所以能够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得以实现，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作为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客观事实”是可再现的。所谓“客观”与“主观”之分，其核心的区别即在此。任何人文和社会学科研究的对象都是“意见”和“事实”综合作用的结果。行为主体背后的“意见”虽然是“可理解的”，但在一种精确的意义上却是不可再现的。而作为自然现象的“客观事实”由于背后没有“意见”，通过数学工具的引入，在某种程度上是完全可以精确再现的。正是这种可再现性，使得自然科学实验本身获取了其精确性和无限接近真理性的权限。
（三）科学的结果
通过控制变量的实验得出的自然科学理论，自然而然获取了其可预言性的特征。这种对未来事件的精确预言能力正是科学理论在现实社会尤其是经济领域发挥重大影响力的本质因素。与人文社会学科相比，这种实验方法验证过的理论由于有了控制变量这一过程从而使得验证过的结论是一种“积极”的理论，它可以将预言精确地控制为某个区间内或某一种情况，将预言发生的概率无限的趋近于1。相反无论是亚里士多德式的“自然哲学”，还是现代人文、社会学科，亦或是理论天文学等领域，在这些研究当中由于检验理论的过程仅仅依靠对新对象的观察，因而无法确定在众多影响结果的因素中，某一项因素对结果的具体作用，所以这种理论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消极”的理论，它或许可以帮我们排除一些可能性，亦或是增强某一种结果出现的概率，但是无论如何这种预言是无法保证其精确性的。
除了显著的预言性之外，作为科学研究的结果的理论还具有分类性。这是任何一门成熟的学科都必须具备的特质。而科学对事物分类的独特之处就在于，相对于“常识”这种概念，科学打破了我们依靠感官直接经验所构建的分类标准，那些在日常生活中看来是同类的东西，其背后的科学依据不尽相同；而那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现象，其运动规律却可以是同一条用数学语言表达的定理。不断地用新的、数学语言描述的分类体系，代替我们“常识”中确立的分类体系，以至于最终完全抛弃日常语言的过程，在外在形式的意义上正是一部科学的历史。“科学”一词最早由日本学者西周在1874年《明六杂志》第二十二号《知说》一文中提及的时候，其含义恰好就是“分科之学”。中文语境下的“科学”在近代从日本传入中国之前，传统中国文人使用“科学”一词时，指代的是“科举之学”，其含义也包含了“分科取士”之意。
日本近代哲学之父：西周
（四）结论
在探讨科学的本质属性时，使用“客观性”这样自身含义尚且含糊不清的术语，给许多试图消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界限的人提供了太多辩解的空间。如果要用客观性作为描述自然科学本质属性的一个标识，那么对自然科学客观性的注解应该包括：研究对象严格的可再现性、研究方法上的可实验性，以及最终结论上的可精确预言性。这三者依次为后者的原因，而正是因为最后的可预言性，赋予了自然科学在经济领域广阔的发挥空间，从而通过生产领域的革命性变革，进而将其触手伸向人类文明的几乎所有角落，使得“科学”几乎成为了“真理”的代名词。在赋予一个文化现象和社会事业一种定义的时候，除了考虑其自身内在特征外，其外在的地位和影响似乎应该作为评价其本质属性时的重要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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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约翰·A·舒斯特：《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安维复主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8月第一版。
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
金观涛：《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