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试牛刀后，华为的“三军将士”就盼着再打胜仗，任正非的干劲也更足了，他觉得华为目前只能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如果着眼于未来，还要再开发新的产品。
很快，他就注意了局用程控交换机。
当时，局用程控交换机实用价值最高，技术含量最高，投入的经费也是最多的。
局用程控交换机不但可以用于单位内部交流，还能打长途。
20世纪90年代初，局用程控交换机只在美国、日本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使用，中国没有。
任正非说，既然中国没有，我们就把它造出来。有人开玩笑说，这个难度有点儿像清代詹天佑要修京张铁路。
众人激烈反对
于是团队内部又出现了一些舆论，说：“老大，我们产品卖得好好的，千万不要再冒险了，我们就喜欢老婆孩子热炕头。你都不知道，老大，最近咱们深圳干什么最挣钱吗？炒股，炒房地产！”
之所以有人这样说，是因为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深圳经济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上千亿的房地产资金飞向南方几个地区，负责开发的人还没有炒作的人赚钱快，开发的人可能赚500元一平方米，炒作的人一下可以赚1000—2000元一平方米。
但任正非说：“不行，华为要做一个世界级领先的电信设备提供商，我可以断言，十年之后，世界通信行业三分天下，华为有其一！”
说真的，这时任正非也拿不准，他深知搞研发是找死，不搞研发是等死，在这个行当里，你没有停下来的机会，要么被淘汰，要么往前走，没有中间道路可选。
1991年，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信息技术研究所所长邬江兴主持研制出了HJD04万门程控数字交换机（可惜直到几年后才被巨龙实现量产）。
1992年，侯为贵的中兴通讯研制出了ZX500A农话端局数字交换机。
随后，深圳长虹通信设备公司也研制出了2000门数字交换机。
一路狂奔的巨龙和中兴将成为华为的强劲对手，华为如果故步自封，很快就会被它们远远抛在身后。
华为艰难选择的时刻，其实也是华为一飞冲天的决胜时机。
美国之行
1992年，任正非带着一队人马去美国考察。这是他走出国门看世界的第一步。
任正非的感触是，中国与美国的国土面积相当，但我们大山荒漠的面积较大，平原不如美国多，加上教育水平较低，文化素质较低，双方在整个科技发展上差距不小。他参观完IBM公司以后，就想向IBM学习。他去了纽约的中央公园，又感到很震惊，原本他以为里面肯定会有很多工厂，结果进去一看，那就是一个公园。
纽约的中央公园
他又跑到自然博物馆参观了一两个小时，连一个角落都没有看完，里面陈列的各种珍奇的精品和古今文物让他大开眼界。特别是到了圣克拉拉市，他发现这是一个电子产业城，有着美国大部分的电子科技和其他尖端技术的研发中心及科研总部。由于软实力强大，加利福尼亚州的GDP总量竟然为“世界第八”。
任正非在归国的飞机上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
后来任正非多次带队到美国学习，这种自觉地和美国企业对标，无意中为后来华为赢得和思科的诉讼奠定了基础。
这次美国之行，任正非还看到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最先进的AT&T 5号机，坚定了任正非的决心。以此为样本，华为开始研发属于华为的产品。
局用交换机的研制意味着华为必须在技术上有更令人惊喜的突破，这对任正非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市场关系上，华为也必须“另起炉灶”，实现战略布局的全面更新换代。
同时，在局用交换机领域有着实力更为强劲的竞争对手，这对年轻的华为来说更是严峻的考验。
任正非是军人出身，个性刚毅果敢，不怕困难。既然锁定了程控交换机，他就不但要研发出中国自有知识产权的程控交换机，还要实现这种先进产品的局用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