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的忻县商业
于 颖
忻县城关商业
忻县地处晋北交通枢纽,历代多为州郡政府所在地,是晋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也是东西南北的商品集散之地。加之境内资源贫乏，地窄人稠,农业劳动力过剩,经商是县人必然的选择。除在本地经商外，一些远行者,足迹踏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经商使得忻县成为富庶之地,“南绛北代,忻州就不赖’成为那时人们的口头语。据1935年版《山西大观》统计,全县20万人口中,从商者即达38918人(其中男38503人，女415人),占总人口的19.45%。
民国10年至民国19年,是忻县商业的黄金时期。城内约有工商户400余户,资本3.26万元。南北大街东大街.南北两关以及临大街的各条小巷商店林立,鳞次栉比。各商店货物齐全,种类繁多。尤其是地处中心的十字街,更为热闹繁华。选清源、义兴恒、聚丰泰三大钱庄坐落在此街周围,城隍庙附近的小摊贩、小吃店- -家接- -家,南北两关有过客货栈50余座,呈现出一派物资丰富，经济繁荣的景象。当时人们有句顺口溜:“要买绸缎穿,公益昌、聚德昌;要吃好点心,文盛楼、德盛楼、兴盛楼、桂香楼;要下好馆子,庆升园、万和园、同和园会林园。这些商号在忻县曾盛极一时。全城商业以绸、布、纸、钱、粮、铁、药、估、木、当十大行为主,均以郜、王、张、陈、石、连为主要商业资本家。他们开办钱庄,发行钞票,办理汇兑。同时,六大财主在城内设有账庄,负责总、分商号的结算。
民国初年,县城共有钱庄18座,即义兴恒、聚丰泰、晋义兴、选清源、复合源、义源厚、义源湧、义源成.德义永.聚美成.德兴恒、义源兴.元义恒、义德恒、天德恒、义申久元和泰等。选清源规模最大,是段庄石氏开设的,全店有人员12人。绸缎行位列十大行之首。全城有绸缎庄七座，即:公益昌、聚德昌、久聚魁、公瑞恒、公义和、双盛明、德兴积。这些绸缎庄多数设在商业集中的南北大街。东楼村张氏开办的聚德昌历史悠久，从清光绪元年开业到1948年歇业，历时73年。原有资本3000两,到.1928年积累资本72000两,全店共有人员31人，年营业额80万两,纯利润5万两。樊野村王煥(四毛)在城内北大街开设的公益昌绸缎庄,规模与聚德昌不相上下。它于清末开设,到1931年倒闭,从业人员30人。上述两座店从天津、苏州、杭州等地进货,在本县、二州五县以及内蒙古-带销售。民国8年,阎锡山投资两万元在县城开设庆春厚钱庄,大搞左右市场,买空卖空的“打虎"(倒贩银元)生意,造成通货膨胀，晋钞贬值，使许多商家倾家荡产,关门倒闭。1930年,蒋阎冯内战,又使本县商业蒙受严重挫折，金融死滞,商业凋敝。1932 年,县城400余家商号,倒闭得只留210家。如聚德昌虽未倒闭，但因晋钞贬值,损失惨重,资本由原72000两减为16000两。永康是1936年后忻县城内颇有名气的商号之一,坐落在北大街路东,财东是郜秀林。它的前身是义和恒账庄,亦因晋钞贬值于1936年改为永康,经营绸缎杂货。
1937年11月,日军侵占忻县城,实行组合统治私商贸易,五次治安强化以及限价停价,登记物资等各种经济政策,致使本县商业最为萧条。日本投降后,阎锡山又重新占据县城，施行“平民经济"政策,加之“三石五斗二”等苛捐杂税以及繁重的军事劳役,搞得店铺倒闭，街市冷落,民生凋敝。
四大古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