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月，他有花草，有诗歌，有茶酒；亡了国，他有牺牲与风骨；他很满意自己的遭遇。”
1937年，一只枯黄的手将我从孕育期提前带到这个世界，睁开眼来，周围是广漠的荒凉。在这样的黄昏时刻，我向前向后地走着，找不到归宿的张望着，没有一个目光与我相遇。灰蒙蒙的天空中，似有候鸟在低鸣，渐渐阴风开始怒嚎。我站在一大片裸露的花岗岩上，看着底下烧熄的旗帜、冒烟的木头，还躺着些横七竖八的尸体。那里，一只只手阴沉交错地举起，无规律无生命的随机起伏着。后来，这漫山遍野的血红终是静了，我又坠入了睡眠。
走过太初混沌，走过水深火热，中原九万顷里，撕开暗夜的一角，见红色的种子正悄悄萌芽。
这一次，我平静地醒来，面对陌生的墙壁，开始沿壁端的棱线向着隔壁的小屋走去。入眼是陈旧的颜色，昏暗的煤油灯下，有一人坐在书桌旁。他在轻声叹息着，微微的，似是下了很大决心后又重新拾起一旁的笔。很久之后，他放下笔，和衣而卧。第二天，在延安抗日战争的研究会上，他站起身来，语气坚定地说：“战争的伟大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就叫人民战争思想。”说完这一席话，他依旧站着，目光深邃地看着桌上的地图，身旁应和的人在大肆赞扬，还有些人沉默不语。在往后的十几年里，我跟随他的目光经历战场的硝烟弥漫、城市的日月无光，耳旁是飞机的轰鸣，北风的呼啸与战士的高歌。视线终了，他站在高高的主席台上，宣告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正冉冉升起，广场上，54门礼炮齐鸣28响，当时的人们高亢地吼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走过山河浩荡，走过国弊民穷，大江南北中，打破封闭的屏障，见红色的种子正迫切地跃动。
他穿着一套灰色的中山装，走路平稳，身板笔直。他走近了，从茶几上拿出火柴，划了几下，点燃了他的熊猫牌香烟。吞吐几个回合后，他转过身来，明明是那么黝黑的脸配着小小的个子，却一下子吸引了大厅内所有人的目光，在与其他人激烈的讨论后，他只放下一句话：“不管白猫黑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于是，他出发了，从经济特区的兴办到14个沿海城市的开发，他踏平经济发展道路的荆棘，抵挡住舆论的压力。这一次，我看见鸡鸭鱼肉、水果蔬菜出现在了寻常百姓的家里，我看见农田上建起了一座座现代化新城，我看见他站在新锦江饭店43层的旋转餐厅里，对着上海城市的夜景颇有感触地说了一句“上海变了”，我看着他走在改革开放的这条路上，脸上挂起了笑容。后来，人们喜欢叫他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邓小平。
走过重重迷雾，走过朝不谋夕，神州大地上，等待迷雾散去，见红色的种子已开出艳丽的花。
新年伊始，喜庆装点着整个神州。四海升平的日子里，语笑喧阗，人们欢坐在一堂，听着远处辞旧迎新的钟声已然敲响。而此时，我注意到另一个方向上的太阳落下去了，我分不清东南西北，只是寻找着那一座被阴霾笼罩的城市。它在沉重地呼吸，像一张灰色的巨网，正悄然扩大，然后我看见了街道满是戴着蓝色口罩的人。夜色和寒冷来临，街道静了，医院里出现了看不见的病毒，无力的病人在无力的喧嚣着。我害怕极了，所以躲藏在阴影后，可是那边没有光啊，什么都看不清。他出现了吗？是的，他乘坐着高铁来到武汉，耄耋之躯擂响了疫情阻击的战鼓；他来了，我看着他迈着不便的身躯，用“渐冻的生命”托起希望的腰肢；他来了，手里拿着“武器”在重症病房与病毒对抗；他们一步步地近了，黑暗中的点点微光逆流而上，如茫茫星海，成为史上最亮的光明时期。当我走出角落，不见了呻吟的国土，不见了啜泣的病患，只有请战书上一枚枚鲜红的指印在发热、发光，于是我的眼眶里满是火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