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高度透明和公开的时代，一个东西方观念相遇、汇聚、碰撞、挑战，却又难以达成共识的时代。对年轻一代来说，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的孝道产生怀疑、排斥和批判，一种新的、正确的人生哲学和舆论导向正在建立之中。因此，时代和人的变化使人们的父母角色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人父母难，为人父母更难，为人父母带孩子更难！
做父母难，因为以前学校是净土，老师是园丁，社会比较清明，相对公平。家长基本不用担心孩子入学。现在，好老师+好父母=好学生。家长的负担并不比老师轻。父母不仅要有能力、有价值，为孩子创造一个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良好成长环境，还要对孩子在校期间的学习和教育负起重大责任。孩子步入社会后，不像过去那样，可以靠自己的努力站稳脚跟，取得成就，过上自给自足的美好生活。目前的情况是，父母的资源对孩子的成长影响很大，甚至是至关重要的。无法与父母竞争的孩子，也能拥有属于自己的舞台，走上更高的平台并不容易，也不容易。因此，社会给父母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孩子对父母的期望也过高。没有财富，能力有限的父母，很尴尬，很不安，很内疚，很难为人。
做高龄父母很难，因为现在的50后和60后父母都是独生子女一代的父母。除了少数大官、大款、大腕外，大部分都是老百姓。他们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有的已经结婚生子。这一代年迈的父母历经艰辛。他们下乡，扛枪，下岗。他们千方百计抚养孩子，尽心尽力为孩子做贡献。养老金活到老。他们是具有传统道德价值观的一代，期望孩子孝顺，期望孩子关爱，依赖孩子照顾。然而，时代变了。过去，子女对父母的孝道有两股力量支撑：一是社会力量，养儿防老、反哺厚德的传统道德观念，让不孝的孩子像老鼠一样过马路，公众意见鞭打他们。给孩子压力，不敢不孝，绝不能不孝，这就是所谓的外在环境因素的“逼迫”。另一种力量是儿童的自我意识。有的孩子被正能量教育，心地善良，感恩父母，所以能自愿善待父母，无怨无悔，不想成为被人辱骂的叛逆孩子。这就是所谓的主观因素的“启蒙”。人活在世上，能有所成，有所作为，是客观“力”和主观“悟”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主观能动性最为重要。但是现在，客观环境和主观意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客观环境方面，在社会舆论导向方面，孝亲、育儿、养老的传统观念受到质疑、挑战甚至颠覆。有些人认为父母要求子女孝顺是自私的，不应该这样做。太阳的寒冷已经难以从根本上扭转。虽然现在是老龄化社会逐渐加剧，但对老人的尊重几乎没有意义。主观上，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是独生子女。由于“4月21日”的家庭氛围，一家人只有一个孩子。他们缺乏多子女的成长竞争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他们非常自私（本质上是Selfishness），长期以自我为中心，很难主动去关心别人。步入社会也受到西方单向思维方式的影响，缺乏和谐共处的意识和价值取向，与年迈父母的关系也没有以新的正确价值观为导向。如何对待年迈的父母，还在探索中。
张养浩，元代名臣，也是一代文宗。从政30余年，先后任职于祖宗、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明宗等朝代。他有一句流传于世的千年感叹：“盛，民苦；死，民苦”。移植到现在，来形容这一代或下一代孩子的现状，是不是也可以说：优秀，父母受苦；自卑，父母受苦？也就是说，（孩子的命）好，父母难；可怜，父母难吗？只是苦与苦的滋味不同罢了。孩子优秀，有前途，功成名就，远在异国他乡，千里之外，只是一个背影，只有淡淡的骄傲和骄傲，告诉别人，只有天知道他的内心是什么。孩子一文不值，无论身处何方，父母只有操心和操劳。我有一个观点：孩子过得好，不一定跟父母有关系，因为孩子不好，不孝也没用；帮助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对于年迈的父母来说就更难了，因为绝大多数的普通父母，在当今社会，很难把握自己与子女，尤其是已婚子女关系的界限和底线。不能近，也不能远；不能远，不能近，不能说话，不能负责。该对孩子说的，我不能说，我不想说，我不想说。我老了，退休了，对孩子们用处不大。我不再是严父严母、导师、教练、朋友和听众。我只是血缘关系的象征。父母对孩子没有影响力和约束力。你只能照顾好自己，不要给孩子带来麻烦和负担。可是，你闹我我闹你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就是互相帮助，有情谊吗？朋友都这样，更何况是父母，孩子不打扰父母，父母不打扰孩子，都是熟悉的陌生人，彼此不交流那么有没有亲情呢？
